关于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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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9年第7期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杨小凯张永生(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00010)一、古典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以配弟、杜阁和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含义①。在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这一核心的主体是斯密定理(AdamSmith,1776),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此外,斯密关于专业化和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资本理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

2、以及配弟的城市化理论和杜阁的猜想,也是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配弟认为,城市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促进分工(Petty,1683,pp.471-2)。杜阁(Turgot,1766)推测,分工、货币出现、商业扩展和资本累积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②。我们将这一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称为古典发展经济学(classicaldevelopmenteconomics)。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亚当·斯密下面一段话中“,在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蒙昧状态向最大程度富裕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其实什么也不须作,只须维持和平、宽松的税收和公正的司法管理,所有余下的事情都应

3、该顺其自然”(引自Jones,1981,p.235)。这也正是17—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制度以及19世纪西欧自由化改革政策的真实写照。我们将同古典发展经济学相联系的发展经历,称为现代经济发展(moderneconomicdevel2opment)。马克斯·韦伯(MaxWeber)、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andBirdzell)、布劳德(Braudel)和诺斯(North)强调,现代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影响交易条件来影响分工水平和相关市场的扩展,而分工水平和市场扩展又影响发展绩效,反过来又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4、。在西欧和北大西洋地区,制度及分工还同优越的地理物质环境相得益彰。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在于欧洲缺少一种统一的政权力量。同时,①刘易斯(Lewis,1988)称“:经济发展理论是从1650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期间的大约一个半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黑根(Hagen,1980,p.72)也称“:亚当·斯密是一位关注经济增长的理论家。”森(Sen,1988,p.10)指出“:配弟被公正地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和数量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它当然也是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的确,在早期的经济学文献中,很难将发展经济学同经济学的

5、其它分支分开,因为实际上经济学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这种情况不仅在配弟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在其他一些现代经济学的先驱,包括格雷戈里·金(GregoryKing)、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Quesnay)、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Lavoisier)、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LouisLagrange)甚至亚当·斯密的作品中,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国富论》就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②配第(Petty,1671,Ⅰ,pp.260-61)说明了专业化对提高制衣技术的作用,并指出荷兰商品的运输之所以便宜,正

6、是因为他们将每只商船都进行了专门地分类。此外,配第还举了手表制造过程中分工的例子。杜阁(Turgot,1751,pp.242-43)还将分工的发展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惠及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现象联系在了一起。67相互敌视的主权国之间的竞争,则为相对短的时间内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试验提供了机遇。这种竞争还给统治者带来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去创造性地模仿先进的制度,以提高经济绩效并巩固其政权。西欧另外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是,自由城市的发展先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由城市和相关的国际贸易,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摇蓝。相反,在古代亚洲,城市只是作

7、为政治权力的堡垒而存在。同时,一些经济史学家还认为,欧洲之所以长时期缺少一种超级的统一政治力量,原因在于教堂、国家以及分散的封建领地制度之间的竞争。宗教改革后,众多独立教会之间的自由竞争也是一个原因。18世纪不列颠的特殊条件,孕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然后,通过19世纪创造性的模仿和修订,这些制度又在西欧其他国家得到了传播。这些基本的制度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分工的演进,并为很多重要经济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种由分工演化引起的结构变化被称为工业化,它包括工业产出份额的上升、投资率和储蓄率的上升(Lewis,1955,Chenery,197

8、9,Kuznets,1966,Kaldor,1957)。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部门收入份额上升的过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