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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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中山大学历史系陈春声在关于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中，人们常常用“信仰圈”或“祭祀圈”之类的术语来表达神明和庙宇的信仰空间。在常见的分析架构之下，不管是“信仰圈”还是“祭祀圈”往往都被理解为一种比较确定的、可满足共时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范围。而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要复杂许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广东东部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的研究，[1]描述一个相互重叠的、动态的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及其这种信仰空间所蕴涵的权力支配关系和“超地域”的社会心理内容。一、社区早期发展与社庙系统的形成我们要讨论的名为“樟林”的村落，位于广东东部

2、韩江三角洲北部边缘。韩江三角洲平原是由于韩江带来的泥沙淤积，于6000年前开始形成的，至今平原仍在发育。平原形成过程中韩江不断分汊，最后分19口从澄海县入海。[2]韩江最北面的支流为北溪，由北溪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山尾溪，进入韩江干流，直达潮州府城的水路，是传统时期韩江中上游地区最便捷的入海船运通道。北溪入海口与三角洲北缘的莲花山之间有条宽2--3公里的狭长冲积带，成为三角洲往东北方向进入福建省的必经之路，明清两代广东通往福建的驿路在此通过，民国时汕（头）樟（林）公路和（潮）安黄（岗）公路亦在此地交汇。[3]樟林就位于这个交汇点上，北依莲花山，南扼北溪口

3、。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年）饶平县设县以前，此地归潮州府海阳县管辖，成化十四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隶属饶平县，嘉靖四十二年澄海设县以后，樟林逐渐成为该县北部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市场中心。明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所修《潮州府志》已记载饶平县苏湾都江北堡有“樟林村”，但当时樟林并非一个聚落。根据1981年8月在当地发现的一批文献，[4]从元初至明中叶，所谓的“樟林村”是由散居在今樟林北面莲花山麓的陆厝围、周厝围、蔡厝围、程厝围、小陇、大陇等小乡里组成的，其居民主要是渔户或蛋户，负担军役和渔课，归设于附近的东陇渔泊所管辖。嘉靖三十五年（1556

4、年）三月，为了防御日益严重的海盗、倭寇的侵扰，原散居于莲花山麓的各个小村落开始在山下埔地合建一个大的聚落，同年十月樟林排年户共15姓户丁上呈潮州知府，请求在这个新建的聚落设防自卫：缘居等海滨蚁民命乖运蹇，居址莲胜荒丘，三五成室，七八共居。可为生者，耕田捕海；遵治化者，变物完官。前属海阳，今隶饶平，课排军民，凛分赫然。和今复为不幸，寇倭猖獗，东海汪洋，无可御堵，西土孔迩，难以救援。况又河口军卫、驿地步兵各自保守，庶个穷黎，哀救无门。家室所有，悉为洗迄。惨惨哭哭，莫可奈何。今遗余苏商度计阻，必合聚筑稍能存生。故本年三月合集众村移会南面官埔创住。但斯地樟林楠丛

5、什，可为屋具，四面沟湖深曼，可为备防。然又众庶激奋，欢愿捐资筑防。……且立防之计，虽居等之私利，实有溥及于州外数十里之民也。无事我村安寝，耕插种植，亦犹众村之民也。有警众村附入，官军督捕，犹如王府之铁库也。甚至上宪按巡，邑主追缉，亦有止居也。……兹伏恳爷爷中达宪天，俯□民便，慈□准筑，则活万命匪浅矣。[5]该呈文得到知府批准，樟林开始建筑寨墙和炮柜，是为樟林“创乡”之始。明代嘉靖年间直至清代初年，闽粤沿海地区饱受倭寇、海盗、山贼侵扰之苦，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整合和“转型”的过程。这一时期潮州府的地方政区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出现某些军事化的趋势，以宗族组织和民

6、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户籍和赋税制度也有重大变化，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有了新的内容。[6]作为一个聚落的樟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据记载，樟林创乡之初，“一村之中，尚犹未满百灶也”[7]。不过，既然建寨之初已有“有警众村附入”的打算，之后就不断有外村人口迁入樟林居住的记载。[8]据称，最后落成的寨墙周长八百丈零五尺，整个城寨占地约600亩，[9]俨然成为在地域社会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个大聚落。嘉靖四十二年置澄海县，隆庆五年（1571年）县城落成之前，樟林成为知县经常住跸之所：澄海一县创设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其地原属海（阳

7、）、揭（阳）、饶（平）三邑，因鞭长不能及腹，难于控驭争输。故割地增设一令，亦未暇计及其山川形胜、土地物宜也。官此者来无定居，或驻蓬州，或樟林，或冠陇，至今土人犹能言之。[10]万历二年（1547年）陈天资所编《东里志》引杨彩《南澳赋》中，有“柘林樟林，苍苍郁郁”二句。[11]万历刊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中，有“今使你去庄林买两个海货”一句对白，[12]潮州话中“庄”与“樟”同音，一般认为“庄林”即为“樟林”，[13]该台词也许反映当时樟林已是一个有名的渔产市场。现存于樟林南社“山海雄镇”庙内之《察院禁约》（万历十四年）和《均匀碑》（万历二十年）两个

8、碑记，[14]都是与渔业税有关的内容，亦可作为佐证。上引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嘉靖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