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下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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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现阶段下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研究方法对85个国家进行了分析，发现IFDI和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结构性相关，在聚类分析中也也检验了IDP理论的阶段性划分，并对IDP理论中的第四阶段特征进行了重新的界定。Barry（2003）实证检验了爱尔兰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IDP理论。Durán（2005）证实了处于IDP理论中第四阶段国家所存在的普遍特征，并指出处于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的发达国家，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的关键在于技术和体制上的差距；同时，他对第四阶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认为第四阶段的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结构转型，会

2、促使IFDI和OFDI都呈指数化增长，但NOI不一定会突破负值为正，由此认为处于第四阶段的国家应该用OFDI的存量来衡量投资发展路径，而不是NOI。Gorynia（2007）对波兰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处于IDP理论中第二阶段的末期。Fonseca（2007）对葡萄牙和其它25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样证实了IDP理论的适用性。Verma（2011）证实了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遵循IDP理论中的投资发展路径。国内学者对于IDP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也进行过研究。刘红忠（2001）利用横截面数据模型和Pa

3、nel数据模型证明投资发展路径理论适用于中国以往发展实际，分析得出90年代中期的中国已完成直接投资发展路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正处于投资路径的第二阶段。高敏雪、李颖俊（2004）、姚永华等（2006）、薛求知、朱吉庆（2007）都认为中国的直接投资处于IDP理论的第二阶段，而且存在着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李辉（2007）则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投资发展路径中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的时期，并使用国际面板数据，用PCSE方法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对外投资规模进行了趋势性的预测。黄武俊、燕安（2010）选用198

4、1-200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证实了中国对外投资符合IDP理论，并已经进入IDP理论的第三阶段。当西方学术界以“企业特定优势”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时，裴长洪和樊瑛（2010）则突出政府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认为“国家特定优势”是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优势是政府引导和服务，中国政府在进行政策引导和服务提供过程中，会形成母国国家特定优势，这种优势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形成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最终共同形成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综合优势。3暨南

5、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现阶段下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研究在企业依托国家特定优势走出去后，其投资效率如何，同样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3.2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1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针对“新殖民论”与“资源掠夺论”等论调，Cheung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对石油输出国的投资呈分散化趋势，投资量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负相关。Cheung等（2012）对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进行的系统研究后发现：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会受到传统的经济决定因素

6、影响，诸如市场寻求动机、风险因素和资源寻求动机。除此之外，投资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是中国投资多少而非是否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董艳等（2011）运用极限边界分析法，排除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偏好性，并得出中国投资非洲国家（地区）的决定因素包括目标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及能源储量等的结论。陈岩等（2012）通过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来寻求新的解释：东道国资源因素不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唯一决定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以及母国制度因素（如双边投资协定等）也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张娟等（2013）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倾向于投资中国已经密集投资

7、的国家，趋于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以子公司的企业类型进入非洲市场而承担更高风险；中国民营企业主要受到市场寻求动机的驱动；中国企业在非洲是风险偏好者。2金融发展及其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Levineetal.（2005）确认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FismanandLove（2004）提出金融发展最直接的作用是促进投资机会转化为实际收益，Bekaertetal.（2008）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在金融发展的指标选取中，私企获得的信贷占比、利差、金融市场总量的GDP占比等指标较为常用，但

8、单指标可能有失偏颇，应从银行市场和股票市场等多个方面来考察金融发展水平。Javorcik和Spatareanu（2008）的研究显示，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会影响到4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现阶段下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研究东道国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Azman-Saini（2010）在研究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