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与《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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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海宗与《历史教学》——雷海宗在《历史教学》所发表文章评析王敦书(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雷海宗先生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并是《历史教学》杂志的早期编委。在纪念《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的时刻，回顾雷海宗在《历史教学》发表的文章，以缅怀他对《历史教学》杂志和历史教学事业的重视和支持，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1952年10月，雷海宗根据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安排，从清华大学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此后不久，就兼任《历史教学》编委。《历史教学》是新中国诞生后，全国创办的第一个专业性史学刊物，雷海宗对之高度重视，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已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担任编

2、委后，更积极为刊物撰稿。从1951年8月至1957年7月，他先后在《历史教学》共15期上发表了13篇作品，平均每年占两期以上，数量可谓不少。按发表时间顺序，它们是：《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1951年8月），《近代史上的罗马教》（1951年9月），《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1953年5月），《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一）、（二）、（三）（1953年10、11、12月），《答“容克”两字的含义》（1954年4月），《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1954年5月），《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1954年9月），《关于公元纪年各种西文名词的意

3、义及中文译名问题》（1956年6月），《关于公元纪年问题的补充说明》（1956年7月），《读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1956年7月），《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1956年8月），《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1957年1月），《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1957年7月）。以下，我们按内容、性质、形式和意义，对这些文章分类做简略的评述和分析。　　第一，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两篇国内尚未刊载过的有关马克思的文件：《达尔文致马克思书》（1873年10月1日）和《恩格斯致索盖书》（1883年3月15日）。　　马克思和达尔文是同时代的两位伟人。184

4、9年后，马克思长期在伦敦居住，与达尔文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在基本相同的时间内，各自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马克思显然读过达尔文的作品，达尔文也不可能不知道马克思的名字。然而，两人是否相识?曾否有过往来?这是人们颇感兴趣、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雷海宗在《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一文中指出：“自1859年达尔文的第一本经典一出，立刻在英国以及全欧洲，甚至包括美洲，引起翻天覆地的论辩。马克思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他对于论战的发展必定密切注意，所以达尔文在他的心中必定印象很深，然而他们两人似乎向未见过一面。他们只有过一次人与人间的接触。当1873年《人类原始》出版后的两年，《资

5、本论》第二版印出时，马克思曾赠予达尔文一本。达尔文收到赠书后立即写信致谢，这封信是我们今天所仅有的两人之间直接交往的一篇历史文件。”该信并不长，至今未被选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附录的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雷海宗的译文如下：　　　　1873年10月1日　　　　阁下：　　　　承你惠赠你的大著《资本论》，谢谢！我衷心希望我能更多地了解　　政治经济学这一深奥重要的科目，使我更有资格接受你的赠书。虽然我　　们所研究的是如此地不同，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烈地希望知识领域的扩　　展；长久看来，这是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的。　　　　　　　　　　　　　　查理·达尔文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

6、看出，马克思和达尔文不仅有过交往，而且达尔文认为他和马克思都热烈地希望扩展知识的领域，并确信他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历史证实了达尔文的这一信念。至于恩格斯致索盖书，现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索盖（Ｓｏｒｇｅ）之名译为左尔格。该信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第二天写给左尔格的，比较长和重要。雷海宗指出：“马克思逝世后的次日，恩格斯就给索盖去了一封长信，把马克思最后一次生病的前后经过与逝世的情况，详细报告一番，在信中并对马克思在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枢纽地位，予以透彻的说明，同时在信的末尾对于马克思死后工人运动可能发生的错误路线，他也有一针见血的预见。”此信已

7、全文收入马恩全集（译文与雷译略有不同），不赘述。　　以上情况表明，雷海宗主动收集和译出有关马克思的文件，加以较为详细的说明，他是尊敬马克思，重视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针对美帝国主义和梵蒂冈教廷的反共反华活动，写出系列文章，对罗马教廷和耶稣会的反动面目进行揭露和批判。　　从1951年7月到12月，雷海宗在《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的总标题下，连续发表《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近代史上的罗马教》、《中国近代史上的天主教与梵蒂冈》和《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四篇文章。前两篇刊登于《历史教学》第2卷第2、3期；后两篇刊载于1951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