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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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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研究论文-魂兮归来魂兮归来“鬼之为言归也。”———①晚明文人冯梦龙(1574—1646)的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里,有一则《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亡于金人后的第三年(1129)。那年的元宵灯节的晚上,落籍于燕山(即北京)的杨思温偶遇一似曾相识的女子。就像许多宋亡后未能即时南渡的北人一样,杨思温臣服异族统治,苟且偷生。杨在灯会上所遇的女子竟是他结拜兄弟韩思寿的妻子郑意娘。从意娘处杨得知她和她的丈夫在东京(汴梁)失陷时被乱军驱散,而她如今独在燕京韩国夫人府室中权充女婢。恰当其时,已经南迁的韩思寿随南方朝廷的议和者重回故土。杨思温向兄弟韩思寿提及与意娘相遇,才
2、大吃一惊地发现,意娘其实早已死了。故事自此急转直下。原来意娘落入金人之手后即自杀以明志,然而她却不能忘却人世情缘。意娘与夫韩思寿重逢一景,成为小说的高潮。即使化为冤鬼,意娘也要还魂与夫一诉前缘。杨思温问起与意娘一起出没的其他丽人,究竟是人是鬼,意娘叹道: 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郑意娘的故事可视为中国古典鬼魅传奇中的重要母题:生当乱世,社会及天地的秩序荡然无存,种种逾越情理的力量四下蔓延。死生交错,人鬼同途。《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源出于宋代话本《灰骨匣》,而《灰骨匣》又承自洪迈《夷坚志》的记载③。学者已经指出,这个故事对北宋覆亡后的民间实况,有相当生动的记录④。而通
3、过对当年东京人情景物的追述,小说弥漫着故国不堪回首的悼亡伤逝情怀⑤。引人深思的是,小说之所以显得如此真实动人,竟是有赖于对鬼魅异端的渲染。所谓真实与幻魅的区分,因此变得问题重重。意娘的鬼魂回到阳世,反而使仍健在的杨思温与韩思寿猛然惊觉,逝者已矣,生命的缺憾再难弥补。国破家亡,他们的处境可谓虽生犹死,有如彷徨鬼魅。而他们的追逝悼亡之举无异是魍魉问影、虚空的虚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故”人因此不妨有一新解:故人一方面意味故旧,一方面也指的是逝者。有鉴于意娘对乱世中“人鬼相杂”的说法,我们发现古典中国叙事史中一个相当反讽的现象。古典说部中充斥着怪力乱神的描写,无时或已。这似乎暗示历
4、史上“太平之世,人鬼相分”的时代难得一见,反倒是“人鬼相杂”成为常态。鬼魅流窜于人间,提醒我们历史的裂变创伤,总是未有尽时。跨越肉身及时空的界限,消逝的记忆及破毁的人间关系去而复返,正有如鬼魅的幽幽归来。鬼在死与生、真实与虚幻、“不可思议”与“信而有征”的知识边缘上,留下暧昧痕迹。正因如此,传统的鬼怪故事不仅止于见证迷信虚构,而更直指古典叙事中写实观念游离流变的特征。鬼魅叙述早在六朝时代即达到第一次高峰⑥,以后数百年间屡有创新⑦。迄至明清时代,市井业者及风雅之人对谈玄道怪有共同的兴趣。文言传统中的“剪灯三话”———《剪灯新话》(1378)、《剪灯余话》(1420)、《明灯因话》(
5、1592)——和《聊斋志异》(1679)、《子不语》(1781)、《阅微草堂笔记》(1798)及《夜雨秋灯录》(1895),仅是其中荦荦大者。俗文学传统中的例子更为丰富,“三言”及“二拍”还有神魔小说都有佳作。历来学者注意,尽管这些例子在文类、主题、风格、世界观等方面,彼此极有不同,但越近现代,鬼魅小说越显示其探讨人鬼、虚实关系的复杂特色。诚如鲁迅所言,明代神魔小说流行之际,世情小说——描写现实人生点滴的小说——也大行其道。晚明与清初的中篇小说颇多以糅合神怪与世俗为能事⑧;鲁迅更认为清代讽刺小说的源头之一,即在于此⑨。然而时至现代,此一传统戛然而止。五四运动以科学民主、革命启蒙为
6、号召,文学的任务首在“反映人生”。放诸文学,此一摩登话语以欧洲19世纪的写实主义为模式,传统的怪力乱神自然难有一席之地⑩。鬼魅被视为封建迷信,颓废想像,与“现代”的知识论和意识形态扦格不入。1915年,留美的胡适赠梅光迪赴哈佛的诗里,已将文学革命的构想喻为打鬼:“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111920年,留日的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信中亦写道:“我过去的生活不过是地狱里的鬼,今后的生活当作为人而在光明世界里生。”12郭沫若此语可能受到易卜生的影响,后者的名剧《群鬼》恰在前一年译成中文。但五四诸子中应以周作人最能道出时代的心声。他提倡《人的文学》,
7、力陈《无鬼论》13,更问道:“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14而当胡适整理国故,自膺为“捉妖打鬼”的健将时,传统的神鬼观无所遁形: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⒂。到了30年代,胡适提出了“五鬼论”,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四理性精神的表现,莫此为甚⒃。现代知识分子及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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