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有光 [现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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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缘有光——再读《白夜》大约30年前，一个才20郎当岁的青年人，从北京西四附近的红楼电影院出来，天已黑，路灯暗，行人稀，北风寒，他竖起衣领，双手揣袖，踽踽独行，回味着刚看完的苏联电影《白夜》，心中不禁喟叹：我，便是电影里面的那个男主人公啊⋯⋯在那个时代，他有机会看到那部电影；并且，他看了好几遍，在红楼电影院所看的那一场，片子已经“下雨”，声带嘶哑，夜场演这部片子，观众寥寥，他可以尽情地热泪盈眶，而不必顾忌旁边有人发觉⋯⋯当然，他不能将心中的感受向旁人倾吐，那其实已是滑向“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那个年轻人，便是我。我是在看过《白夜》这部电影以后，才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来读的。我惊

2、奇于电影导演对原作的精确“转换”，把文字的东西转换为声像的东西，要么尽失文字的底蕴，要么化平庸为奇诡，很难让人感到“恰可好”。而我所看到的文字与电影，却交融于我心中，浓酽的韵味，如醇酒般久久地令我陶醉。那是我青春期所得到的宝贵文化滋养之一。陀氏的《白夜》多次被搬上银幕，我所看到的是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60年代投拍的，导演是培利耶夫，饰演男主人公的是当时正走红的影星斯特里仁诺夫，饰女主角娜斯简卡的是当年的一位新手，但她在这部影片里的出色表演使她一炮打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著作丰富，中篇小说《白夜》是他并不重要的作品，换句话说，不处于他创作丰碑的中心，是一部“边缘”性质的作品。我所看到的那部

3、电影《白夜》，其导演培利耶夫一度曾是前苏联最红火的大导演，长期置身于前苏联的文化中心。他的妻子是一位处于同样状态的演员。他们“夫妻店”拍出了一大串不仅获得前苏联官方赏识，也深得当时观众欢迎的影片，主要是喜剧风格，如《拖拉机手》、《养猪女与牧羊郎》、《未婚妻》等等，当然最突出的还是那部鲜艳十三彩的《幸福的生活》，中国及时译制，广泛放映，其中的插曲，如《红莓花开》，在中国不仅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不时地被安排在广播、电视乃至舞台演出的现场演唱。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前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刚当上第一把手，便发表了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里，他点了电影《幸福的

4、生活》与培利耶夫的名，指控这部影片是“粉饰生活”的坏典型，而培利耶夫拍这样的影片，是向斯大林谄媚，是助长“个人崇拜”的可耻行为。从此培利耶夫从前苏联政治文化的中心被抛向了边缘，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简直销声匿迹了。但到60年代初，培利耶夫又拍起电影来，当然不是回到中心，不再拍“主旋律”，并且告别了他本是驾轻驭熟的现实题材与喜剧风格，他自觉地“靠边站”，拍“边缘性”的电影。如果说现实题材是前苏联电影创作的中心，那么改编古典小说，便是边缘题材。如果说改编普希金、契诃夫等的小说是改编古典名著的中心任务，那么，改编陀氏的小说，便是一种边缘任务，因为，众所周知，前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其很大一部分资源来自

5、旧俄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见解，而他们三人，后来都对陀氏创作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晚出的高尔基，说起陀氏来更有点深恶痛绝，认为他的著作是“拌蜜糖的毒药”。培利耶夫一连改编了陀氏的好几部作品，有《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他真是意驰神迷，呕心沥血，《卡拉马佐夫兄弟》未最后拍竣便嗒然而逝，也许并不能算“以身殉职”（谁非要他拍这种题材？），但可以说他是“以身殉志”，从中心被抛到边缘的培利耶夫，一定是有了“顿悟”，在边缘处找到了自己最好的艺术感觉。确实，我们现在如果连看《幸福的生活》与《白痴》两部影片，那么，我们虽不一定会同意赫鲁晓夫打在培利耶夫头上的棍子，可是，我们会说

6、，《幸福的生活》充其量是一部拍得很好看的宣传品，而《白痴》却肯定是一件艺术精品，在培利耶夫所改编的陀氏作品系列中，《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又是他改编的中心，《白夜》又成了他改编系列中的“边缘之作”。可是我却最喜欢《白夜》，从陀氏的小说到培氏的电影。现在我才来说到《白夜》的文本，我指的是《白夜》的译文。我现在翻开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的陀氏中短篇小说第二册中荣如德的译文。说实在的，《白夜》的情节是幼稚的，甚至，仔细推敲起来，那情节中是有漏洞的。叙述的角度，与陀氏的开山作《穷人》类似，《穷人》是书信体，《白夜》类似日记，都是第一人称，主人公都有点絮絮叨叨，卑微，敏感，腼腆，

7、忧郁，而且，他们所遭逢的，都是一个清丽、纯洁、坦率、稚弱的姑娘，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悲惨，男主人公在失爱的怅惘中，苟活人世，喘息残生。那么，《白夜》的特殊价值何在？魅力何在？我以为，《白夜》最难得的，是把圣彼得堡的白夜氛围，融进了主人公的魂魄中。地处北极圈，这便是一种离开了“中心”的“边缘”位置；非规范的夜，该黑不黑而呈“白色”的夜，这也是一种“边缘”状态；而小说中的“我”，最锥心的感觉，便是“大家都把我孤零零地撇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