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楠师德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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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师”故我在——中国梦视域下师德建设的新维度作者：孙楠摘要：“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时代强音，教师则是中国梦的倾听者、诠释者、实践者和创造者；他有笛卡尔式的反思精神和文化自觉，从而彰显新时期的中国精神；他也有海德格尔般文化自警的自我反思态度，直面过往的是非对错，确认当下的存在；他有文化自信的气象，在开辟中国道路的征程中谋划。关键词：中国梦；师德建设；生活方式；文化自觉“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时代强音，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华夏大地，它凝聚了一大批志士仁人，投身到“实干兴邦”的伟大实

2、践和创造中去。这个梦关乎你我他，作为教育工作战线上的一份子，不可能置身事外，相反他是这个“梦”的倾听者、诠释者、实践者和创造者。但是，大学及其精神是教师作为一种“此在”的确认。所以，“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注定是一场“此在”灵魂深处的拷问和“在世”的一种“操心”。因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来都是一个困惑人类心智的元命题。在生命哲学家尼采那里，“上帝已死”；在结构主义大师福柯那里，“人已死”……！这些时代精神的绝响之声响彻耳畔。时下，尽管知识经济时代已然来临，高等教育

3、更是迎来了大众化的发展阶段，但可以断言，人们的生活世界并未超越他们，同样的命题也摆在大家面前。因此，如果大家不是“‘师’位素餐”的话，那么“师”的价值意蕴究竟如何？一、常思：“我”“师”为谁大学精神首问“我”“师”为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说文解字说开。“我”字，其书写形式为：“”，“施身自谓也”。“或说我頃頓也”。“从‘戈’从‘，或说古垂字，一曰古殺字。凡我之属皆从我。徐锴曰：从戈者，取戈自持也。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象形文字国家，文字的造型大多源自日常生活世界，而我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乃是农耕生活，

4、所以“戈”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之大，对外可以御敌、捕杀飞禽走兽，对内可以从事农业种植，因而是日常洒扫须臾不可离身的器物。这一点能从现存的一些原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中感知到。但还存在一个疑问就是“”字部首如何解释？根据笔者考证，“”字一定与农业生产存在密切联系，也是中国农耕百姓生活的依靠。它的释义可从“耕”字得到启发，发音（geng），第三声，释义为“犁也从耒并聲，一曰古者井田。而“耕”字可进一步分解为“耒”和“井”，其中“耒”字，意指古代汉族的一种翻土农具，形如木叉，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

5、用以松土，作用类似于犁，说文解字释义为“手耕曲木也，从木推手，古者垂作耒耜，也振民也，凡耒之属皆从耒。就此来看，“”与“耒”存在直接的关联，前者是“禾”字缺少一捺，这一捺的缺失充分说明是遭到某种作用而失去完整性，而能使庄稼受到影响的只能是“耒”（排除自然因素）。所以，综合前面的论述可知“我”可以解释为拿着“戈”并从事禾苗农事生产的这个人，从中能感受它的存在性和动态性。“师”的角色出现，正是生活方式日渐职业化这一生活机理运行的必然结果。相对于现代社会的教师而言，传统社会背景下的教师，不仅仅授业解惑，还扮

6、演着“严父”的角色，对就学者的职业、婚姻、家庭及未来都有话语权，这也就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直到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之手独占中原之后，“师”的内涵吸收了政治元素，于是饱学之士必为仕，富有造诣者必为师，为师之宏愿者必为帝王之师。这样“师”的地位得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正名。到了现代社会，教师的“神性”和“人性”的传统文化色彩逐渐退，转而以谋求自身的职业发展和个人目标为价值诉求。在知识经济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教师”，更多的时候是与社会地位及其待遇相挂钩，因而“经济人”或“理性人

7、”的认同在现象层面更甚于“文化人”的固有认知，教育被等同于谋求生存的手段，一种异化的价值标准所曝露的是工具理性的泛滥。但是，对教师社会地位、角色和功能的体认，大众较为一致的看法不外乎三尺讲台的教书匠而已，碌碌无为也可安度一身，奋力一搏至多不过评个高级职称。但坦率地说，这些认识都流于片面和感性，缺少理性向度的哲学省思。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作为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先驱，开一时风气之先河，面对过往经验提出必须进行严格的主体性判断，即提出了“我思想，所以我存在”的时代命题，简称“我思故我存在”。都说哲学是

8、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我思故我存在”这一命题之中，“我”和“思”是一个整体，这是真理的前提，是真理的“真理”，因而“凡是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很显然，这一原则的确立却具有开天辟地的效果。今天，在进行师德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可以平移这一真理的逻辑并将其表述为“‘我’‘师’故我在”，这也是成立的。即是说，加强师德建设，“我”是主体，是实施师教活动的主观要件，舍我无他焉；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我”作为教育实践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