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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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外阅读】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一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

2、，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

3、以导致北宋的灭亡。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页）１９４９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

4、“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做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页）我对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一文，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故有涉及。此文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我认为，

5、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

6、“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２７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思想史的评价就会?格难通。我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考证了列宁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这句流行甚广的评价。我认为，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

7、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二十世纪的俄国可以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１２卷，第２２６页）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二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做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做分析。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概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