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州的前世今生.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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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11/13新闻评论资料广州，中国最自由平等包容的城市？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040期）Part1广州只相信改变打工弟打工妹们“孔雀东南飞”(那时的流行口号叫做“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和新生活方式的“南风北渐”形成方向相反、虚实相承的两股巨大潮流，先改变广州然后改变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的广州就是变化着的中国的缩影和先声。这便是广州：仿佛慢条斯理，从容地迈着四方步，实际上在其从容背后，在似乎一成不变的常态之下，完成着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的连续的跃进。这就是广州：一座“任凭东西南北风，

2、咬住改变不放松”的东方城市。广州不相信叹息。广州不相信空谈。广州不相信云里雾里的承诺。广州只相信眼见为实。广州人习惯于相信改变着的广州。十三行商行之始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一方面希望继续通过海洋贸易赚钱，可又怕过度的贸易会导致社会体制动摇，于是便实行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城市。历史翻到此页，十三行行商开始大步跨上舞台。尽管在日后的博弈中，他们无不突显出了夹缝求生、左右逢源的高超商业智慧，可体内的封建主义基因，以及清帝国日益衰落的国力，却早已为粤商的悲剧收场埋下伏笔。这一切还得从制度说起

3、。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朝并没有严谨、成熟的外交政策体系。它对于十三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并主要依靠两个制度：公行总商制度和保商连坐制度。以及清帝国日益衰落的国力，却早已为粤商的悲剧收场埋下伏笔。曾诞生过“世界首富”无论生意做得多大，按照儒家思想，伍秉鉴依然是一个生意出色，却地位卑微的买卖人。为此，他通过捐输巨款，同清廷和广东官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致命的“商欠”史学界目前有一个共识：鸦片战争并不是十三行衰落的致命伤。十三行的致命伤是“商欠”，背后的原因是前文提到的“十三行官商贸易政策”。乾隆末年开始

4、，广州外贸流动资金匮乏。行商中多数人是商人地主，所以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庞大地产，而且还开设了数家银号，进行高利贷剥削。这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也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注：限制了扩大再生产）此外还有清廷的盘剥。1773到1832年这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得资金更为紧张。这种制度，最终使多数行商债台高筑，不堪重负。行商须承担集体责任，一个行号倒闭必定要株连其他行商，商欠就像癌症

5、病毒一样急剧扩散。洋行周转不灵、亟须扶持之际，面临的却是官方的无情勒索，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中外债务纠纷导致的外商滞留中国，清政府对华商拖欠外债严加处罚。相反，洋人在欠下行商债务之后却可以任意离去。十三行的终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军舰长驱直下，直接停泊在了南京的下关。清朝连忙派出钦差大臣，签下了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委任为“中国总税务司”。7月，李在粤设立海关税务司。从此粤海关一切大权操控在英国人手上，李同时确定了“值百抽五”的

6、关税，使粤海关连同中国其他海关税率被变相地固定在这一当时世界最低的税率标准，英国人渴望了多年的“自由贸易”理念终于被灌输到了清帝国衰老的肌体里。十三行商馆从此彻底退出了中国对外通商贸易的舞台。Part2西关老字号的前世今生西关已然断裂成两个迥异的意象。一面，是曾经的传统和浮华；一面，是如今不合时宜的坚守没落贵族的不甘、自尊与落寞。没想到，公私合营的命令突然出街，陈添记就此不复存在。这一停，就是二十几年。陈添记和日渐衰败的西关一起，变得沉默。直到1979年，政府再次发牌，允许私人经营。陈程添立刻拉着全家人，合谋

7、“再次下海”。怕不怕？当年毕竟都在工厂，端的是“铁饭碗”，却还是无端端地惦记没有保障的厨房。“有钱人，就吃鱼皮，普通人，也可以吃猪肠粉。”陈本明笑眯眯的，一如照片上的陈程添。虽然品种少，“但是传统的东西，用心机去做，一样有人去吃。”当年10元的定价，到今时今日，也只涨了12元。“因为做的就是街坊生意，靠量挣钱，怎么能把价格提到不合理的地步？”Part3黄埔军校改变历史的军官生黄埔军校虽然是一所速成军校，但不论教师还是学生质量之高，堪称一个奇迹黄埔军校与美国西点、苏联伏龙芝、英国桑赫斯特并称世界四大军校(也有说

8、法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替代黄埔军校)。相比之下，黄埔军校不论是硬件还是训练水平都显得颇为寒酸：学员军事课程是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可见培养目标主要是基层陆军士官。以著名的黄埔一期而论，1924年5月5日入学编队，而同年11月8日就宣布毕业，为期半年的学习中，学员们还参加了东征。军事课程短且少，但政治课程却极为隆重，据当年的教官和学员回忆，先后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