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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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它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今日之前，这个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所能容许它聚集的财富已经达到最高程度。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时值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国并不是没有变化，也不是没有发展，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与手工时代；而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从农业-手工时代跨入工业-机器时代。这一巨变造成西方与中国之间彼此看待对方的观点和印象都发生彻底的颠倒，从马可?波罗的东方情结变成严复的西方情结。李约瑟（1900-1995），英国人，在中国生活了23年，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他在《中国科技史》这部浩瀚巨著中向世界表明：“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中国虽然是很多东西的最早发现者和发明者，但最终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却是欧洲的科学和思想。“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

3、利、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的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一对于这一段吊诡的历史，李约瑟给出的答案是：“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套行动，一有都有”；“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4、他并不认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包括李约瑟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指向官吏专制和权力文化，“中国障碍来自国家及其严密的官僚机构”（布罗代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华兹的“深层结构”、鲁迅的“铁屋”、柏杨的“酱缸”，说的都是一回事。科学用常识解释秩序，用理性叩问现实，在科学面前，集权体制的神秘性和合法性就被解构。集权本身是扭曲自然、反科学、借助鬼神蒙蔽大众的结果。只要是专制集权，它都会本能地消灭。黄仁宇进一步指出

5、，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中国官僚体系。这里必须分清，传统官僚与现代官僚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皇权专制体制下“高度集权”的权力代表，后者是现代民主社会下劳动分工和管理专业化的结果。如果对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再进一步探究，更多学者将矛头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罗素认为，中国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而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专制、学术专制是对中国科技的最大“摧残”。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

6、想，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权力垄断知识的结果比垄断面包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垄断面包毁坏的是身体，垄断知识则是毁灭人们的智慧和头脑。事实上，在没有公开竞选和选举制度的情况下，相比权力世袭来说，梁启超指出“科举非恶制也”，关键是考试内容，正如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中国传统上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就如同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坐而论道，谓之王

7、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飭五材，以解民器，谓之百工”（《周礼?考工记》）。中国自古不缺乏熟练的技术，有无数工艺精湛的手工艺人，却几乎没有研究技术原理的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所谓的哲学其实是伦理和道德。随着秦始皇建立专制极权，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基本失去了思想原创动力。因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董仲舒以后的2000多年称为“经学时代”，与之前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相对。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其所有内容都未能超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满清一

8、代，读书人只能穷经皓首“代圣人立言”，如蝇营狗苟于故纸考证的乾嘉学派。“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正当西方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天朝却万马齐喑，文字成狱。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先进的技术，但中国的科学水平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两千年前的希腊的水平，“中国缺乏像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形式逻辑体系”。这或许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明史·太祖纪一》：“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所谓“人材”与“粟帛”无异，都是为了经世致用。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