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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高校大西迁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
2、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据统计,从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毁坏的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
3、更是无法也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除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捕,迫害致死。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
4、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2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布置各战区学校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迁徙。八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内迁大致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37──19
5、39年。这段时期,东部沿海的各高校除北平的燕京、辅仁大学等教会学校中立未动,上海的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等迁入英美租界外,其余主要高校或迁往西南、西北地区,或就近迁入周围山区。国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均成立于此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等均于这一时期迁往西南。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这一时期由于美日关系恶化,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迁上海英美租界的高校,如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不得不迁往重庆,原滞留北京的燕京大学也迁往重庆。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的变动,特别是云南从大后方变成大前方,
6、迁往滇西的国立艺专、同济大学等又先后迁往四川。第三时期:1944──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和黔南战役,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高校及内迁该地的部分高校再度迁徙。如广西大学迁往贵州榕江,唐山工程学院从贵州的平越迁往四川的璧山。在高等学校内迁过程中,迁校最远的是北大、清华和南开。由这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高校办学的一个典范,是闪耀在大后方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1935年华北岌岌可危之时,清华大学曾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建筑了一批校舍。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织长
7、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当时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系,教师148人(原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职员108人,学生1452人。临时大学设在长沙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学期。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决定将临时大学迁往昆明。1938年2月,临时大学除350多位学生留在
8、长沙外,大部分师生分两路由长沙向昆明进发。一路是女生和体弱者,约800余人,由樊际昌、梅美德、钟书箴三人领队,乘火车至广州,经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另一路师生两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翻越重山峻岭,步行至昆明。193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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