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校管理的法人化改革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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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高校管理的法人化改革初探　　编者按：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进一步理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教育管办评分离，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为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指明了方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促进管办评分

2、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为此，本刊特推出“高校内部治理的国际经验”专题，为我国加强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摘要：自布拉格大学始，德意志高校呈现出不同于南欧国家高校的双元特征――高校既是国家机构，又是学者自治体。洪堡改革强化了这种双元特征。2003年，哥廷根大学所在的下萨克森州开始基金大学改革；随后，德国几个联邦州跟进，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架构的高校管理模式。无论是公法基金大学还是私法基金大学的改革，都是德国高校在回应其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德国高校；公法基金；法人化改革　　一、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回顾10　　自19世纪

3、初以来，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就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洪堡提出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使德国柏林大学成为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典范。20世纪初期，柏林大学遵循德国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所倡导的科学研究理念，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同一时期，工业学院（大学）系统遵循促进技术发展和倡导技术与工业相结合理念，成为世界工业大学发展的风向标。例如，亚琛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等在助力德国工业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作用，使德国工业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仍然稳居世界前列。　　德国魏玛共和时期、纳粹时期政治的不稳定都给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但是，在二战后和平的环境中，联邦德国的高等

4、教育以其独特的管理模式和引人注目的教育成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1950年后，德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应对20世纪60年代高校招生容量不足的问题，德国成立了许多委员会来探讨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其中，以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的工作最为突出。1960年，该委员会出台了《关于扩充学术机构的建议书》，在回顾德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1960年前的联邦德国高等教育的状况进行描述：人员和设备不足，大学生数量偏少，高校校长同院系教授沟通不畅，科研关注度不够等。因此，该建议书建议增加现有教师数量，特别是同一研究方向的教授的数量；扩建学校、实

5、习医院和实习工厂；增加外国研究者和教师数量。[1]10　　即使如此，同美国相比，德国人口中高等教育学历拥有者的比例仍然偏低，精英教育风格明显。教授重视科研，忽视教学，因此，学生对教学并不满意。在1968年前后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中，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保守和僵化的代名词。对此，先后担任慕尼黑大学校长和艾城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罗普柯维慈深有体会，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了1968年前后德国大学生对僵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无情嘲讽。[2]　　20世纪7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受工业和经济推动，开始新一轮的改革，其主导思想包括教育为工业和社会发展服务、打破原有的精英教育风格、扩大高等教

6、育容量。1976年，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通过法制化途径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制定了《高等教育总法》，且各联邦州的相关法规也体现了总法的意图。这次改革成果主要包括高校管理由教授治校转变为团体式管理，在关键的校评议会（Senat）和学部（Fakultaet）中增加了教授之外的其他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数量；增加了大学校长的权力，放宽了校长必须由本校教授担任的规定；在科研资助方面，联邦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借此打破了各个联邦州垄断教育管理的局面。[3]　　1998年，联邦德国对1976年制定的《高等教育总法》进行了第四次修改。在第58条第1款“高等学校既是公法社团又是国家机构”上，增加了

7、“也可以以其他法律形式设立”的规定。该规定改变了德国自1810年柏林大学创建以来所采取的高校组织形式；改革之后，德国高校既可以以原有的身份存在，也可以以符合法律要求的其他身份存在。10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高校的组织形式开始向多元化发展。2003年起，德国北部的下萨克森州的5所高校成为独立的公法基金大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历史悠久的哥廷根大学。而后，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和布兰登堡州的一些高校也逐渐从国立高校转变为组织上不依赖于国家和州的公法人高校。从2004年开始，德国西部的北威州和中部的黑森州则采取了另一类组织形式：强化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