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契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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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契机研究　　摘要：加快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主题，是执政者在设计社会制度时所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公共决策实质上就是具有决策权的主体对社会利益、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公共决策的过程，可以看作是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而公共决策的目标是协调、整合社会关系各方的利益。因此构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价值导向系统，对于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民决策；价值；公共利益；私人利益　　中图分类号

2、：D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09-03　　进入21世纪以后的“全球信息化”时代，实质上是一个利益主体空前多样化的时代，是公众主体意识充分觉醒的时代，是执政者努力协调、维护自由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秩序的新时代。它需要新时代的执政者立足公共利益的社会治理理念，“新公民”积极参与到公共决策过程中来。因为，社会关系究其实质是各种相互博弈的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1]82。利益博弈的参与者各方都会围绕可能的策略，在博弈中谋求自己利益最大

3、。而公共决策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其价值体系的导向是否能被利益各方所接受。从我国目前存在的利益失衡乃至冲突的有关情境来看，其根源在于公共决策过程中价值观的偏差或缺失。因此树立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价值系统导向，对于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中国社会价值变迁历程中“公众参与”的限度　　简要回顾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便可发现，中国社会的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并不是近代民主的产物，而是贯穿于整个政治历史发展的进程。只是在不同时代，公众参与的限度有所不同

4、。在政治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能够参与决策的群体是特定部分的人群，到了现代信息社会，由于现代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公共决策在对生活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活动中，政府已难再作为唯一的主体来胜任社会治理的重任，公民这一现时代的社会主体，已经越来越多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并成为公共决策中不可或缺、且影响重大的主体。实践证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限度是由同时代各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所决定的，是以当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　　从哲学分析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价值系统主要经历了几个历时性结构的变化：首先，以儒家文化

5、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是忠恕的价值观，在这种精神主导下的价值取向是：先国家利益、而后家庭利益，最后才是个人利益。作为个体的个人无力与以君主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群体利益相抗衡，因而也无权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重要的公共决策的产生总是帝王个人意志的体现，而这类公共决策的实施结果往往导致民怨的积聚，其结果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总是烽烟四起，朝代更迭不断。10　　其次，自鸦片战争始，直至五四运动中，逐日东渐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从价值层面上看，东西方之间的本质差异是个体主义和集体

6、主义的不同取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于利己主义（egoism），它是西方民主的基础，也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近代以来，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便是建立在这种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代议制民主理论中的公民参与“只是在于提供一种公平的决策程序或计算的机制，以把这些事先存在的偏好转换成公共决策――要么设计谁被选举（在标准选举中），要么设计如何立法（在特殊问题上的全民公决中）”[2]526。然而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近代中国的文化仍然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体的私人

7、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建立在等级秩序的基础之上，个人在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博弈中仍处于明显的劣势。实际上，西方民主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长期、激烈较量的最终结果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所倡导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未能在近代中国的土壤中发芽，更不用说生根了，在近代中国，作为个体的个人仍未能参与到公共决策系统中去。　　再次，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的价值体系历经了诸多自身的变革和改造，它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变

8、革相辅相成，还融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社会特性。“文化大革命”曾空前地调动了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主体意识得以高扬，但“文革”10的破坏性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甚至出现了政治冷漠症和远离政治参与的行为。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公民的政治敏感性高，这应该归功于建国后党和政府的积极培养和调动[3]。但同时，公民的政治感情淡，即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表现为公民对政府的政治体制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