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善孰先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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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与善孰先孰后关键词：社群主义；普遍权利；历史主义；历史性 在现代西方思想领域，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围绕“权利与善孰先孰后”的根本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与相互批判。在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语境中，权利与善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个体权利与共同体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由主义倡导个体权利至上，而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价值优先。社群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先验的普遍权利概念，其批判方法、批判方向与批判视角都给予我们在理解权利上以有益的启发，但其批判并非完美无缺，而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一、采取历史主义方法，忽略历史

2、性分析以历史性为基础，还是以历史主义为基点，涉及到研究活动的基本路向[1]。社群主义对权利的批判采取的是历史主义的方法，侧重于追溯权利的起源与演化进程。针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权利的普遍性，社群主义采取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通过历史考察，以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种权利的事实为依据进行反驳，进而提出其权利概念——权利是由国家成文法律或共同体习俗授予其特定成员的一种资格[2]。麦金太尔为了否定那种仅仅作为人本身就具有的权利，他探讨了“权利”一词的语言史。因为在古代的英语、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甚至直

3、到19世纪中叶的日语中，都没有对应着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权利”的恰当词语，他下结论说，“...根本不存在这种权利，相信这种权利与相信独角兽或巫术是一样的。”[2]“自然的或人的权利不过是一种虚构，不过是一种具有高度特殊性质的虚构。”[2]为了说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具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丹尼尔·贝尔以封建时代的日本人让年老病重的妇女离家到最近山顶上去终其天年[3]为例驳斥自由主义者在“照顾生病母亲”的问题上寻找道德普遍性的尝试。针对自由主义者在食品、健康、住所、免于死亡与无缘无故的受伤等基本需要上

4、存在人类共同性的主张，他反驳道，人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取决于具体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长久、健康的寿命也是到最近才成为被社会承认的需求[3]。与历史主义方法不同，历史性批判强调权利的内涵与其历史境遇的密切关联性，注重从实质内涵上对权利进行分析，而不是从外在逻辑形式上追究所谓“普遍权利”的非普遍性。在历史性批判视角下，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这些先验的抽象的普遍权利观念实际上仍然有其现实的社会根源，因此，对普遍权利的批判本质在于对其社会根源的批判。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

5、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4]权利的不断实现，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同一进程。人类社会的本质表现于物质生产活动之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权利状况是物质生产关系状况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因此，权利的实现，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解释的

6、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我们不能脱离物质生产关系去探讨权利的内涵，也不能在关闭了社会批判视角后进行纯理论性的权利批判。而这正是社群主义运用历史主义批判普遍权利时所存在的问题。二、回溯历史，以过去为批判的方向指针历史主义必然导致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起源的崇拜和回溯[1]。麦金太尔批判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个人的幽灵化与社会的离散化。他认为，自由主义的道德言语和道德实践只是来自过去年代的一系列的残章断片[2]，并将此类比于太平洋孤岛上的波利尼亚人无法解释为何要遵守某些禁忌。

7、在麦金太尔看来，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失去了其产生之时的社会背景，因而也都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对此，麦金太尔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回归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美德论。他分析了伦理学史上确立道德规则的三种根据：某种社会生活方式中人们承认和追求的善目，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有赏罚作后盾的神圣戒律，以基督教为代表；人的现实需要，以智者派和霍布斯为代表。之后他断言，“我们就会发现希腊人的观点——至少是亚里士多德那种类型的希腊人的观点——明显优于与其相对立的两种观点。”[6]“最根本的道德对立最终是在某种形式的

8、自由主义与某种形式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之间。”[2]在时间维度上，麦金太尔对权利的批判是朝向过去的，他试图从某一“理想”...的古代社会中寻找出路。他认为权利必须与某种特性角色[2]联系在一起才是可理解的，而且这种特性角色应当属于追求德性之内在利益的如古希腊城邦那样的共同体，而不是以外在利益为追逐目标的现代社会。从传统而非普遍原则出发解释人们的道德生活，是社群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性的方法是一种辩证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方法。马克思以共产主义的本质，即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标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