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治安管理制度研究论文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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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的距离　　此差距有两层含义，一则为：不能按法律的原则实施治安的职能，或严刑酷法或藐视枉法；一则为：治安惩罚条文繁多，而实践中却不能按其原则实施从而漏洞百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能按法律的原则实施治安的职能。背离法律原则一方面是因为皇权的干扰，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背景时而变化使得法律无法及时更新。皇权干扰治安职能的司法程序。皇帝的圣旨包括他的御口所出之言都被当成法律，任何人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凡是冒犯皇帝的人，不按规定的任何司法程序及法律依据，只是凭皇帝的个人决定来执行，为此皇帝还专门培养了自己的爪牙，这些爪牙

3、多半由厂卫充当。以明代骇人听闻的廷杖、法外刑为例来释疑：廷杖由锦衣卫、司礼监来执行，并按事件的性质，规定不同的惩罚力度，实施廷杖后往往要被下诏狱，从表面上看，他好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则，但实质上只是代表了皇帝个人的淫威，以皇帝的喜怒为准则，从而严重地干扰了治安职能实施的法律程序。如按规定：犯罪或违反治安规定的客体，先由侍卫逮捕或缉获送入大狱，[1]再由专门的审判机构来审理，京师的案件主要的审判机关以三法司为主，其具体程序为：一般的京师案件，初审由刑部或都察院来完成后移交大理寺复审，大理寺的审判就是终审，也就是说对于一

4、般的案件只有二个审级；重大的京师案件，由三法司会审，这时的会审有可能是刑部或都察院初审完结后的第二审，也可能是刑部或都察院、大理寺复审后的第三审，对于一些京师情节重大的案件也有可能是第一审。可以看出原则上“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鞠问，或主评审，权奸不得以恩怨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生重轻。”[2]移送刑部或都察院审理之京师案件，由通政司准行，由五城兵马司或五城御史或锦衣卫或东厂或六科给事中或其他五府及六部衙门参送。[3]即使廷杖，锦衣卫拿人犯也必须持有刑科签发的驾帖，在《三垣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

5、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侍，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然后知此为封驳设也。”[4]　　但是在实践中，廷杖、法外刑实质上依据的是皇帝或权臣的喜好及阴谋，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实施。如舒芬谏南巡受杖，最终在嘉靖年间议大礼义而又被杖，在明人著的《静志居诗话》中记载“舒芬首犯逆鳞，毙于杖”，[5]本来应交由三法司以法量刑，结果则当场捶死。又如谢肃“坐事被逮，孝陵御文华殿亲鞫，肃大呼曰‘文华非拷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

6、司。’乃下狱，狱吏以布囊压死。”[6]谢肃再三辩驳也是无济于事。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铣，惹怒了刘瑾，“瑾怒，矫诏杖五十，毙而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7]看来权臣也可以乱施刑法，无论是上疏不当或劝言还是忤逆，只要皇帝及权臣认为不恰当就可以实行廷杖，且不说朱厚照时两次廷杖人数将近一百六十八人，打死一十五人。[8]法外刑更是惨不忍睹。诏狱也是屡见不鲜，若投入此中，其悲剧可想而知，如“泉孟昭心多测隐，为刑官三十年，初入狱，见重囚皆三木仰卧于床，不能转动，被鼠夜啮，流血涔涔，甚悯之，遂买数猫置狱中，鼠患顿息。囚多感泣。”[9

7、]朱元璋在胡惟庸、蓝玉两案中就杀戮达数万人之多，以至于到朱祁镇时，达到狱舍不能容，而在城西武库隙地增置之，魏忠贤当政期间，更是大兴诏狱，草菅人命。被他害死的朝臣不计其数，从第一次兴大狱，处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开始，又相继害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苏继欧、张汶，吴怀贤等。所有这些行都严重偏倚了治安的实施原则，从而干扰了治安职能实施的司法程序，它实质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色彩，在明代尤其表现明显。　　治安条文、规制繁多，而治安实践却漏洞百出。明代法律制定严格细化，规制繁杂冗多，但

8、是由于明中后期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趋于败环，一些治安实施机构不尽其职，上层决策领导阶层不能做到调发自如，许多隐藏的治安客体渐渐浮出了水面，致使社会秩序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治安机构的渎职也使一些法律不能有效的贯彻下去，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就《大明会典》《大明律》以及相关的法规对治安管理方面的规定及惩罚可以说是已经相当完备化，细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