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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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求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2012年11月2日　　来源：腾讯-大师　　作者：金耀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金耀基，1935年生，原籍浙江天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有《从传统到现代》（1966）、《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1977）、《大学之理念》（1983）、《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1984）及《中国社会与文化》（1992）《中国政治与文化》（1997）《中国的现代转向》（2004）等书。金耀基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要构造一个中国的“现代性”，即寻

2、求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现代大学教育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学除了提供知性功能以外，也应肯定“实践理性”的重要性，培养现代社会公民的能力与价值观。图：金耀基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上篇：寻求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大师》：您是如何对现代化问题发生兴趣，最近有哪些新的思索？金耀基：...中国到底应该怎么样发展，这个问题在50、60年代一直围绕着我。1966年，我开始写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第一本书《从传统到现代》，那个时候台湾还有一些文化论争，论争只是重复五四前后那些东西，我觉得看中国问题切入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必须要有真切的把握。1964年第一次到美国进修，回

3、来以后我采用社会学里面的一些理论与观点，论述当然是社会科学式的，不像过去一些文人式的讨论，提出来一个中国现代化的问题。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设学校”之举，是中国文化与教育上“现代转向”的一个标志，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中国政治发展上“现代转向”的里程碑。无疑地，中国的现代化对传统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颠覆了中国两千年来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这个传统的文明体系，就文化规范的角度言，诚如陈寅恪所说，是建基于儒家的三纲六纪的，名教纲常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制度化的呈现，我称之为“制度化的儒学”，它与传统帝国、皇权及科举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指出，从洋务到维新到

4、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虽是愈来愈烈的批判，实际上中国文化并没有消亡，但儒学是被“去中心化”了，而“制度化的儒学”则是寿终正寝了。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寻求新制度的建立，也即从事于“制度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有太多的事件阻滞或扭曲了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显著的如军阀割据，日本的侵华，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大陆到1978年之后才大步走向中国现代化。应指出的是，中国大陆近30年的现代化几乎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中国进入世界，世界也进入中国。因而在中国崛起的强音中，不能不冷静地自问，中国现代化的最

5、后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将来要构造一个中国的“现代性”，就是寻求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增订我十年前的一个自选集，我把这本有30多页前言的新书起名为《寻求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这是我终极的愿景，也是中国现代化最终极的愿景。《大师》：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区别在哪？现代性本身是否值得反思？金耀基：“现代化”是什么？我1966年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有系统的讨论。简言之，现代化是指一个前现代的国家为了要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所启动在经济、军事、教育、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变革，因而产生的社会巨大的形变过程。它通常表现为工业化（由农业转向工业），都市化

6、（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世俗化（科学理性思维的扩散）和普遍参与（在政治上个人主体意识的提高）等现象。现代化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过程。“现代性”是指现代文明体的性格和风貌，我又称之为“现代的文明秩序”。历史地看，第一个实现现代性，或实现现代文明体的是西方的欧美。“西方的现代性”常被视为是以“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现代性”无疑是十八世纪以理性为根核的启蒙运动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人把“西方的现代性”等同于现代性，亦即视西方现代性具有现代性的典范地位。...如实地说，西方的现代性中包含有民主、人权、正义、科学等文明的元素，也难有普世的

7、意义，但西方的现代性本身亦有缺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二十世纪初早就有深刻的反思，指出西方现代性并非启蒙标举的理性之胜利，而是一种变质的“工具理性”的张扬与膨胀，近年哈贝马斯更忧思工具理性的张扬与无远弗屈的渗透，更造成了他所谓的生命世界的殖民化。诚然，启蒙所产生的现代文明体固有其灿烂的成就，但亦有它的黑暗面与深层问题，即仅就二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残酷与伤害而言，就已显示了其“非理性”的一面，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更又一次揭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的道德秩序的败坯。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