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wor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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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绕不开的发展之路　　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75%，发展中国家在38%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22%，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是31%——中国要不要比学赶超？　　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说，未来5年将达到33%—35%，新世纪前10年将达到4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说，20年内将提高到60%；最新的说法是，在未来30～40年内达到70%。　　9月，“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从上海一直开到广州，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和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

2、城市群将在2015年进入亚洲最大的三大国际城市群之列，专家们为中国的城市圈欢欣鼓舞。　　且慢！几年前“珠三角迷乱都市化”的警告言犹在耳，都市里的村庄还赶不上现代化的快舞，撤县改市的换牌运动和城市圈的圈城运动是否另一场“大跃进”？　　在2001年8月之前，珠海斗门县还是广东珠三角庞大的城镇群中的最后一个盲点。8月1日斗门县撤县成为珠海市的一个区，中国港—澳—珠三角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落。　　作为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三角，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是50%，规划中2020年将达到70%——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而在更广袤的中国

3、内地，新一轮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才刚刚开始。　　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　　尽管中国城市化历程曾经教训惨痛，但在中国，起码是目前，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仍然富裕程度最高。绝大多数人都因此坚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成正比。有专家预算，在现有水平上，城市化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直接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是推动我国经济再高速发展20年最基本的动力之一。“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即达到50%以上，每年可望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需求!”类似的乐观论调充斥了媒体，似乎城市化是扩大内需振兴经济的唯一途径。中国城市化的常用方法是“摊大饼”，围绕中心城市，像摊

4、饼一样布局，乡改镇，县改区，县改市，每一级改制升格都有相应的经济与人口指标为依据，客观上也形成一种错觉：高速城市化不仅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彰显经济发展的“业绩”。但真实情况远非于此：珠海本地的报纸上，扑面而来的是斗门改制给当地政府百姓带来的欣喜与“振奋”云云。学者杨云彦1994年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甚至占到80%左右。结果不仅农村没有变富，城市反而变穷了，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也难怪普通人有这样的看法：城市化嘛，不就是换块牌牌吗?　　“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水平明显超

5、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这是社会学中关于过度城市化的精准描述。1997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是30%，现在已经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国际水平——那是因为有工业化为龙头，发达农业为保障——2

6、000年广东番禺农民每百人拥有轿车五辆，远远超过许多内地城市的平均水平。珠三角农民农忙时会进城雇佣人手，看到美国的乡村，才知道美国有多富裕——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珠三角。　　大约六年前，由新闻从业者转职的英国建筑师库拉斯曾在题为《迷乱都市化》的演讲中指出，已经成为全球都市化发展最迅速地区的珠三角城区已经膨胀，这些城区无论大城市扩张还是小城镇升级，都最大限度占用了数以千计的农民祖辈赖以生计的农田。极短时间内，这些农民迅速变成了“身着印有米老鼠图案的T恤、手提无线电话、爱吃麦当劳的城里人”。　　城市化带来城市病　　但无可否认的是，并不是中西部任何一个省

7、份都能像珠三角这样坦然享受城市化，1993年，东西部农民收入之比就为2.25:1，这个数字尚不能反映东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异。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应该与工业化水平保持一致，缺乏工业的支撑，强行推进城市化策略，可能城市化的甜头尚未尝到，城市病已经接踵而来。　　仅就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因素而言，在中国，不得已而为之的控制环境质量继续恶化趋势的投资就需要至少2000亿元，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紧张局面就更令人瞠目：全球城市面积虽只占陆地面积的2%，但城市人所排的二氧化碳却占总排放量的78%。城市人消耗了工业木材总使用量的76%、生活用水总量的

8、60%。中国东部城市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能源紧张的难题。交通拥堵、住房紧张也几乎是中国几个特大城市的常见病症。其实中国的大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都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