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田野里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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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向田野里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对现有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人类学反思[摘要]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保留在他们的著作里，同样保留在民间日常行为、仪式、信仰和观念里面，因而社会学领域内的分支学科“社会思想”研究应该进入田野，而不是蜷缩在文献里阐释。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在向下导播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的地方化叙事面貌，而向来的社会思想史著作不过是一种特定时代的集体表象。社会学里的思想史研究应该跟哲学史和历史学里的相关研究有所区别，否则社会思想史家将面临极其尴尬的身份归属问题。   [关键词]社会思想史研究；田野；人类学；身份认

2、同   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有着一套特殊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的一个逻辑基点是（当然也是一种假设），坚信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保留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因而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阅读这些文献，然后努力找出作者的本意。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学者主要是坐在书斋里从事文献加工而生产知识的，是在安乐椅上勤奋阅读和苦思冥想。诚如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言，坐拥书城的社会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形象是：“一页白纸，一杆孤笔”[1]。黄宗智批评说：“这种研究的问题在于完全将自己的关注点限定在上层文化（highcultu

3、re），而忽略了普通人民。”[2] 研究.就当前我国社会学的学术体制而言，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社会学是一种经验之学。若从“经验”二字理解，人类学应该如何进入这一领域？即，人类学视野中的社会思想史研究是怎样一幅面目？ 一、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保留在他们著作里，同样保留在民间日常行为、仪式、信仰和观念里面 历代王朝在获得政权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而稳定地控制一个社会。这时，往往要依靠知识分子来确立思想道统。因而，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常成为帝王之师，帮助并建立帝国的文化运作系统，推行教化，从而建构国

4、家—地方一体化的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这一层面来说，并不是帝王操纵思想家，而是思想家在操纵帝王。他们试图假王权以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即将自己的思想渗透进中国的乡村礼俗社会，并成为基层社会民众行动的指南。 人类学（Aanthropology）是一门研究人、社会与文化的学问。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庄孔韶认为，中国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由“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传播，并最终由农人所实践”的过程。[3]显然，庄孔韶的这一解说框架涵盖了中国文化自上而下、从上层到基层、从精英到大众、由大传统渗入小传统的导化或播化模式。长期以

5、来，帝国正是凭借这一模式将国家与地方社会结构在一起，形成一个大一统结构。这个模式就是上文所说的教化，同时也是跟“武化”相对立的策略，即“文化”（《易·贲卦·象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更是明确指出“：凡武之行，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也常常自觉地追求“知行并重”，积极建立“事功”研究.：哲学从不被视为单纯的求智，改造社会的重任常成为哲学自身栖存的所在。这可以从历代硕儒的学术实践中看出。从孔子的拯救“礼崩乐坏”，董仲舒的

6、“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到宋明以来的“经世致用”，再到20世纪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等，无不明确地贯彻着这条主线。 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往往需要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力量介入，知识精英大多会自觉地肩负起文化启蒙的社会责任，发动大众，改造以往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这个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主要体现为吉登斯所说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吉登斯指出，现代化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将人们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安装上新的一套国家规范的过程，使社区面对国家的全面监察与规制，因而以往人民大众的身份必将终结并转

7、变为新国家的公民[4]。现代化叙事中的移风易俗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事件。它使得民众放弃了原来的内在价值观念，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行为模式。 当然，在这种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改造过程中，虽然数千年的文化实践就总体而言小传统似乎更多地表现出依附状态，但并不总是处于被动的文化适应状态。小传统有时会自觉地认同、模仿与采借大传统。所以，这就注定了中国哲学家的思想，甚至包括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并不总是单纯的被保存在自己著作里面，很大程度上也被保存于民间行为习俗中，尽管中国社会历经了无数次的动荡与变迁。阅读民间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阅读哲学家或思想家

8、的思想。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我们很容易地能够观察到它们已经渗入进民众的日常世界、行为、仪式、信仰之中。比如，在汉人社会从事田野调查的时候，人类学家从当地人民的待人接物中，均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儒学观念对大众行为的影响与塑造。又如，都市人类学家在现代城市社区进行研究时，也能处处感觉到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