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治中的依法治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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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传统法治中的依法治国思想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皇权高于法律,法律屈从于皇权是中国传统法治最基本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法治的糟粕之处。去其糟粕,我们也会发现中国传统法治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依法治国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法大于权的法律至上思想.---论中国传统法治中的依法治国思想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皇权高于法律,法律屈从于皇权是中国传统法治最基本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法治的糟粕之处。去其糟粕,我们也会发现中国传统法治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依法治国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

2、的借鉴意义。　　一、法大于权的法律至上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君主专制、皇权至上的国家。皇帝被奉为“真命天子”,言出法随,口含天宪。尽管如此,我国古代还是有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及一些明智的执政者大胆提出了法律高于权力、大于权力,要求一切执政者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他们认为:第一,法比权大。《管子·任法》里说:“君臣上下贵同皆从法,此谓大治”。君民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人都遵从法,这才叫大治的社会。《管子·君臣上》还说:“有道之君道,善明设法而不以私妨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含法而行私者也”。韩非提出:“明言之道,一法而不

3、求智”。(韩非子·五蠹》)即贤明君主的治国办法,一贯依法治国而不依赖个人才智。宋代叶适提出:“人主之所恃者法也,固不任已而任法,以法御天下”(《水心别集·君德一》)强调应把法律置于权力之上。第二,法治重于礼治、人治。早在先秦时,儒法两派的冲突,就由礼法之争、刑德之辩,最终形成“治人”与“治法”的尖锐对立。儒家崇尚教化,主张以礼治国,认为“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记·仲民燕居》)他们所尊崇的礼,主要是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规范,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伦理纲纪。统治者按礼所强调的道德人格去做,就能“人正则国治”,这就必然导致人治而

4、非法治,即“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百姓按礼的约束去做,就决不会犯上做乱。法家的主张与此相反。他们绝不相信仅凭道德说教和示范作用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如商鞅认为:“以法治者,强;以治政者,”。(《商君书·去强》)韩非也指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正一国”。总之,欲治国平天下,不能不依靠国家强制力量,不能无视法律的强制手段。第三,在实践中,反对以权代法,以人代法。权大还是法大,人治还是法治,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主要是个实践问题。尽管一些思想家积极主张依法治国,但这个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容易实现的。隋文帝时,有市井二人

5、违法使用“恶钱”,依法应处以杖刑,而文帝却要法外杀人,将其问斩。宋太宗时期,卖药人陈利用以幻术迷惑太宗,成为宠臣并横行霸道,扰乱朝政。这样的人本该治重罪,而太宗百般庇佑,竟判流放原籍且蛮横地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隋文帝和宋太宗这种违法侵权的行为,由于宰相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实现。汉廷尉张释之秉公执法之所以可敬,魏武帝曹操割发代道之所以可敬,宋丞相包拯铁面无私之所以可赞,全在尊重法律,严于执法。而历来对明君贤相的歌颂,归根到底,都是对封建特权的人治制度的否定。因此,尽管封建的执政者以乱法者居多,真正的法治也绝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实现,但历史遗留下来的法

6、大于权的法律至上思想还是极为宝贵的。　　二、法大于情的执法原则.---　　“人情大于王法“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正因为如此,有识之士才提出法大于情。这在封建宗法观念且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无疑是一反动。但尽管冲破“亲亲尊尊父父子子”,将法律置于各种感情之上,需要公正和勇气,但古代先——人确实为之付出了努力。亲戚骨肉之情是华夏民族最推重的血脉之情。因此,摆正法与情的关系历来是执法的难点。为此,许多古代提出掌握权者应当坚持法律高于亲、社稷重于戚的正确原则,不为亲朋骨肉徇私枉法。《管子·七法》里说:“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

7、”。汉代刘向也提出:“当公法则不阿亲戚”《说苑·至公》在亲戚和法律之间,把法律放在第一位。在这方面,有许多古代的官员做得相当出色。如,晋国宰相叔向,其弟执法犯法,收贿并陷害无罪人,事发后,叔向毅然将弟弟处死。又如,墨家大师腹的独子杀了人。秦惠王可怜他年事已高,免他儿子死罪。但腹坚持处死儿子。不仅古代官员中大义灭新之人不胜枚举,就是在至高无上的皇帝中,秉公执法,不徇私情者也大有人在。如,宋太宗的儿子赵元僖犯了法,百般向父亲求情,但宋太宗坚持依法处置。明太祖朱元平璋的女婿犯私茶,触犯了刑律,被朱元平璋赐死。如何处理开国功臣违法,也是执法中棘手的问题。商鞅认为

8、,功是功,罪是罪,不能因公而挠法:“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