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夏衍《上海屋檐下》的空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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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论夏衍《上海屋檐下》的空间意识［摘要］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具有很强空间意识，作品通过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两个方面的分析，呈现了“屋檐下”世界狭小的私人空间，以及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所造成的侵害，揭示了剧屮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及其意义，以此从另一侧面把握《上海屋檐下》的文学成就与价值。［关键词］《上海屋檐下》；生存状态；公共空间［中图分类号］1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75-03法国文学批评家泰勒将环境、种族、时代并称为文学的“三要素”。马克思更是指出:“不是人决定环境，而是环境决定人。

2、”环境显然是人的空间生存里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现代作家中，夏衍就是对于人的空间生存状态极为关注的作家之一，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突出的社会环境和剧中人物之间的矛盾构成夏衍剧作的基本冲突。”“他又特别注意性格描写和环境描写，因此生活气息更加浓厚，人物更加生动。”《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戏剧创作转向现实主义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如果剔除附加在作品里的政治化倾向，它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体现了人在环境面前的无奈与抗争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等问题。另一方面，《上海屋檐下》的创作也受到曹禺《雷雨》的影响，其中包括受到《雷雨》式“郁热”、

3、“挣扎”和“残酷”等体现人之生存困境的戏剧气氛的影响。蒋光慈在《短裤党》里有这样一段描写：“整个的上海完全陷入反动的潮流里，黑暗势力的铁蹄只踏得居民如在地狱里生活，简直难于呼吸。”假如把这段话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视角下上海的基本图景的话，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选择上海作为创作的背景，就具有了现实的战斗意义。夏衍也曾说过：“在35、36年，政治空气很紧张，屮国革命犯了几次路线上的错误，我们的队伍受到了损失，党在白区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白区的力量几乎全部垮台，上海地区尤为困难。”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通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来关注

4、上海普通居民的空间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生存境况所引发的人物心理状况，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一、私人空间的逼仄《上海屋檐下》是一出三幕话剧，以上海东区习见的“弄堂房子”为背景，实际上是以前上海贫民麇集的地方。剧木的故事就从这里发生：粗陋的房子里，共同生活着五户人家，他们所公用的狭小亭子间，拥塞着灶披间、水斗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这些人的家庭构成來看，他们屮除了施小宝与“李陵碑”之外，又都是夫妻、孩子两代人的家庭模式。他们的个人空间极其逼仄。由于失去了足够的私人空间，因此冲突就成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佐料：从一家人内部的争执、邻里之间的口

5、舌，到他们与弄堂外部世界发生的矛盾……应该说都与这环境给人心理上造成的压力有关。当然可以说这不过是“狭隘的思想摩擦和人事纠纷”，但如果以作家刘震云的一段话来作为参照的话，就能看出其间所蕴涵的生活的某种本质来：“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生活是严峻的，而失去了足够生存空间的生活就更加严峻了。像萨特在《囚禁》里所描写的那种情景，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其中的真实性却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热衷于人的“生存”这一话题的原因。

6、同样，认识到空间环境对于人的心理的这种影响，就可以理解剧本屮性格泼辣的赵妻以及性情温和的桂芳，都同样对施小宝充满了敌意的缘故。这敌意固然有来自对施小宝的生活方式的鄙视，何尝乂没有对她不用自己做饭、而且一个人住一个单间的相对宽裕的生活空间的一种嫉妒。在当时的时代语境里，造成剧中人物如“涸辙之鱼”一样挤在这狭小空间里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从剧本的角色构成看来，二房东林志成是纱厂工人，黄家楣是失了业的洋行职员，赵振宇是个小学教员，“李陵碑”是小报贩。按当时流行的阶级划分的标准，他们都属于工人阶级，是上海这个当时工业最为发达的商埠的被压迫阶级。

7、来自资产阶级的压迫，是导致他们生存状态如此局促的直接原因。就剧本创作的具体吋间（1937年）而言，虽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从几年前的“一？二八”事变后就进入上海。换句话说，他们己经成为前“孤岛”时期的殖民地人民了，他们的艰难处境，也己经深深地打上了殖民化的烙印。这是造成其生存处境恶劣的外部原因。伴随着空间逼仄所带来的是对人们尊严的漠视与损害。这种损害尤其在三个外来者：黄父、匡复和“小天津”身上尖锐地暴露了出来。黄家楣跟桂芬为了不让乡下来的父亲（即黄父）感到失望，维持家乡人眼中“发了财”的大学生形象，便努力将父亲

8、从眼前的“亭子间”引开，领他去繁华的三公司、大马路，去“东海”看电影。而这种掩饰终归被黄父觉察到了，虽然他很谨慎，没有把这层纸捅破，但己经不可挽回地给一家人心头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房东家里，杨彩玉原来的丈夫匡复突然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