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读书笔记(精选多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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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对战争的风险的轻描淡写，对他们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为意，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还?喜欢听士兵见的对谈?，可见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军官，并从中抱怨了他对战争的不满。说到他对战争的厌恶，他从三个角度来说明全世界的人都讨厌战争，不管是法西斯还是非法西斯。首先从他的亲身经历来看待，他认为战争不可能总是滑稽，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其次，他在密支那小机场看到在训练的美国大兵，没有任何遮蔽，倾盆大雨，这些美国大兵肩荷卡宾枪，在等候出发的命令，黄仁宇不能说什么。他不能说他们英气勃勃地站着，决心承担战争的重任。他仔细观察，他们的眼圈和无动于衷的表情都让作者别有所感，这班美国大兵气馁沮丧，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战争的悲惨和不确定，他们就是感官麻木，无精打采！第三个角度，是从日本人的角度，黄仁宇在孟拱河谷是看到一个日本上尉尸体，死者的遗物是一张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黄仁宇发现死者和他有许多共通点，死者是一个大学生，在死前还在认真地读书，他也是迫不得已才来参加战争，谁不想留在教室里好好上课呢？从二战结束时日本军官的态度来看，更能反衬出日本人的反战情绪。当作者从柳州飞往上海时，前来迎接飞机的是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他们?一点都没有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这令作者吃惊！作为国名党的黄仁宇，对蒋介石存有敬佩之心，而且这种敬佩是从正面来论述的，当内战爆发时，黄仁宇在和平饭店，他说?最兴奋目睹蒋介石的莅临…..镇定自制一如平日，但近距离单独看他，会发现他在中国人里算是很高的，不过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在这句话中，可能包含着另一层的意思，我也不深究这层内在的意思，可是单从字面上看来，蒋介石在他心目中就是伟岸的，无可替代的！我喜欢黄仁宇先生的内在思想，因为他不是单方面看问题，而是双方面，虽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有阶级的差别，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是用他独特的方式对毛泽东的深谋远虑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在林彪攻打东北时，共产党进攻受挫，他把共产党进攻受挫说成了一个?奇迹?。共产党利用工农阶级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抓住了国情，得到了众多人民的支持，无疑国民党是失败的。但国民党的失败不仅仅是体现在这里，黄仁宇知道国民党内在体制是落后的，他在研究明史时就说了：?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挫败都是这个原因，他说：?国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黄仁宇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很有生意的头脑，他曾在全国物价上涨的时候想过靠倒卖黄金来赚钱，但是他追求的不是这么简单的物质丰富，他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报国之心，却无从施展，从军上的失意，他已不可能靠打战来圆自己的报国梦想。他在美国独自奋斗，虽然害怕失败，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坚守历史领域。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付出了他一生，他的前半生在体验，后半生是在总结。他要迥异于西方研究历史的思维方法，他要用中国的思维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创造了大历史观的方法来看待历史事件，他的《万历十五年》闻名世界。他的一生总会有机遇降临，所以他乐天知命，从容不迫，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求学阶段，他也坚持完成了他的留学梦想。他说：?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做好调适，即使永不放弃目标。?我喜欢他的乐观，喜欢他的大度，喜欢他的心平气和。读书清单：1.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北京 中华书局2014年283页210千字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纸质印刷本一读简介：这本书主要是讲了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简史，作者通过自己教书多年的心得与经验总结写成了这本书，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全书共分为十六讲，内容浓缩了中华文明壮阔多彩的历史，篇幅虽少，却是很全面。从整本书的内容上来看，既与我们高中的历史想衔接，又增加了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全书语言没有历史书上的乏味枯燥，更没有死板生搬硬套，而是更多的加入了作者对历史的看法与见解，语言幽默风趣，内容很充实。这本书的意义在与，让更多的人喜欢读史，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而不是仅仅只有从学校学来的知识，樊先生写的这本书，使读者内心逐渐有了一个开放、客观的国史轮廓。2.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年560页379千字己藏电子pdf扫描本一读简介：全书共有两个章节，分别是?自己的浴室?和?我所付出的代价?。主要写了黄仁宇先生从大二辍学从军到最后成为历史学家的经历。黄仁宇先生是一名国民党员，从青年时期就渴望当拿破仑拯救危难的中国，可惜生不逢时，无奈做了蒋介石军队下的下级士官，可黄仁宇一生总有机遇眷顾，他逃过了内战，到了美国留学，专心研究历史，并创造大历史观，在美国他完成了许多作品，尤其是《万历十万年》，对世界的历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欣赏黄仁宇先生的乐观豁达与考虑周全，对某件历史事件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对事件的评价很客观，这是历史学家的重要品质，就是要尊重历史第二篇：读书笔记《心理学史》《心理学史》读书笔记之三心理学启示录——西方古典哲学心理学有很长的一个过去，但却只有很短的一个历史——题记如果德谟克利特作为最后一位“物理学家”标志着古希腊早期哲学结束的话，那么著名的诡辩论者普罗泰哥拉就当之无愧地代表着以人事为中心问题的古希腊繁荣时期哲学的开始。心理学思想是在哲学中孕育起来的。古代希腊哲学诞生于公元有8－6世纪。那时希腊已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有被奴役的奴隶和掌握生产资料的奴隶主。奴隶困于劳动，不能产生自己的思想家或代言人。奴隶主阶级有开明的民主派，也有顽固的贵族派。前者在哲学上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后者倾向于唯心主义，以柏拉图为代表，形成了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路线的对立。德谟克利特从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出发，世界的物质性，以为原子构成了万物，人的灵魂是由光滑的圆形的原子构成的，因为是圆形的，所以是能动的。既然灵魂是由原子所构成的，所以必然地要随原子的消灭而消灭。这种互相唯物论与宗教迷信的神秘思想是针锋相对的。这个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为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与此相反，柏拉图则为客观的唯心主义者，认为灵魂先于身体而存在，仿佛灵魂是永生不灭的。当神创造世界时，神就把理性放在灵魂里，把灵魂放在身体里。他以为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是个别事物之外，并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他把这些普遍性称为理念。因此，理念不是事物的映象，而是事物的根源；相反，事物却是理念的一个不完全的影子。很明显，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心理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思想则动摇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他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以为这个理论只是把所要解释的对象加上一倍而已，例如有了一个苏格拉底，却又有一个苏格拉底的理念。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形式先于质料，引申出“形式的形式”作为宇宙变化的第一动力，这就使他向唯心主义靠拢了。公元5世纪欧洲开始建立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思想。公元4世纪产生了教父哲学的杰出人物奥古斯丁，他是禁欲主义的代表。他以柏拉图哲学注释基督教教义，重视灵魂的纯洁，放弃肉体的享受。他认为灵魂具有记忆、理知和意志3种官能，因此，有人以为官能心理学肇始于奥古斯丁。阿奎那斯是它的主要代表。但是中世纪哲学上不是完全消极的。11世纪中展开了唯名论对唯实论的斗争。唯实论以为一般的东西或共相可以离开个别的东西而独立存在。不难看出，这正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再版。唯名论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独立存在的，至于共相则只能存在于人的思想或语言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唯名论以相当高的评价。从15世纪开始，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叫做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包括15、16世纪，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古希腊文化的再生。在这个时期内，对神的信仰根本动摇，而对人的信仰占了上风。先进的思想家要求人的个性从宗教和封建的专制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个思潮被称为人文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时期。这时期的杰出科学家有c．哥白尼、j．刻卜勒和g.伽利略等人，他们都和宗教发生激烈的冲突，受到了迫害。在与心理学有关的思想家中，意大利的达?芬奇以为外部世界是感觉和印象的源泉，相信自然界的一切都服从客观的规律；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概括对认识也具有重要的作用。b.泰莱西奥主 张着重研究物质灵魂，使后来的心理学摆脱了神学的羁绊。西班牙的l.维韦斯注意观察心理现象，对病理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这个时期的成就为17、18世纪的心理学研究准备了条件.心理学科学研究的曙光从此照亮人类。蒋林2014年12月11日第三篇：二十五史读书笔记怏怏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记载着的功绩，在这些历史故事中，总能有让人深思的道理。在读《二十五史》的时候，我总能在朦胧中去体会一些深刻德道理。比方说:西楚霸王项羽为何有江东千里地却不愿归?那是因为他当年答应他带领的八千子弟去抗秦，打完仗以后去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秦灭亡后，人们还是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幸福。这让一代霸主无法面对江东父老。我相信如果他没死他比得上季布。在历史上一些名臣都是应为辅佐皇帝而成为一代忠臣。三朝元老霍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读他的故事时，我觉的他的一生中国家看的比家庭还重，无论何时他始终有一颗赤红的心去报效祖国。可以看出霍光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质。在《二十五史》中还给我介绍了许多文物。有尽美绝伦风格各异的青铜器。秦朝的兵马俑，它们为我们展现了当年秦军叱查风云锐不可挡的气势，重现了当年秦始皇气吞山河，铁血征战的恢宏气势。在几千年的民主发展中，每时每刻都有人为世人展开一幅幅华夏民族的历史长卷。 经典是经久不衰的，在历史作品中《二十五史》也算得上是经典。它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历史，还给世人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生哲理。每当我读完一个故事后，人就有一种从古代游历了一番的感受，整个人重新认知了历史。第四篇：《中国美术史》读书笔记《中国美术史》读书笔记很幸运这个学期选修了美术欣赏这门课程，通过学习使我加深了对美术的认识。为了更好地了解美术，我阅读了《中国美术史》这本书，通过学习与阅读，使我有了很深的感触与心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中国传统美术源远流长，从远古到今留下了丰富的艺术文明。远古美术的产生是艺术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的结合，当时人们劳动的工具、生活的工具都是劳动的产物，可以说是来源于劳动的。殷商时期由于青铜器的产生便进入了奴隶社会，青铜器在商代最为鼎盛，青铜器的用途大致是：乐器、武器、煮饮工具还有是礼器。礼器是青铜器最主要的功能，因为它象征着皇权，所以当时有成语“一言九鼎”等。最著名的有《司母戊大方鼎》其重875公斤，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的青铜器。春秋战国时期属帛画最为著名，当时的绘画主要是引魂升天，作品有《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秦朝最为著名的艺术作品是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有步兵，指挥部，浩洗荡荡的显示了秦皇朝的军事力量，其布局严谨，形象逼真，变化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变化！魏晋南北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人们的思想没有寄托时刻，印度的佛教从西部进入了中国，于是在后续的文明历史就出现了有关佛教文化的艺术作品：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焞煌莫高窟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很多画家有书书法家，分别是陆探微、张僧繇、顾恺之，王羲之，在绘画方面内容由于玄学的出现有描绘自然风景的，有描绘时空(好)的，有描绘神仙故事的等。在技法上其三杰都做出不同的贡献，尤其是顾恺之首先提出了“传神”的重要性，克服了前代的说教内容的缺点，扩大了题材的多样性。在平列式构图中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体现了人的情思及精神状态，其画法与画理均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其代表作品有《洛神赋》《烈女传》《史女箴图》。隋唐朝时期出现了第一幅真正意义的山水画展子虞的《游春图》,也出现了吴道子、曹不兴、西域的慰迟已僧等画家。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绘画风格的出现。在仕女画的画家有张萱周肪，其历史画家有阎立本。五代十国周文矩，顾宏中等。宋代时文人画的苗头开始探出苗头，其最著名的有风俗画作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元明清时期是文人画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其形式是诗书画印，诗情并茂。 中国美术史发展中，国画对于山和水的描绘并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首先它没有光影效果,实际上就提出了画面的客观立体感。其次,没有焦点透视,空间表现依靠主观的散点透视和纯艺术的形式把握。在中国传统绘画教学传统中,临摹是主要手段。《芥子园画谱》便是把各种物体做了最为主观最为抽象的概括,使之程式化和符号化。关于色，中国画没有应用科学的色彩分析法,讲究主观壅塞,大多数就是单色黑白关系。但是这种黑白关系有着很强的新联诗,“运墨而五色具”、“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清；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合称“六彩”的，实际乃指墨色运用上的丰富变化。清代林纾用等量的墨汁，放置在五个碗内分别加以不等量的清水，用以作画来区分浓淡，理解不免机械。关于标准中国画强调纯艺术的、合乎法则的、生机勃勃的美,而不是所谓逼真的美。“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气韵,原是魏、晋词藻人物的用词,如“风气韵度”、“风韵遒迈”等,指的是人物从姿态、表情中显示出的精神气质,情味和韵致。如说“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气关笔力,韵关墨彩 ”。气韵与传神在说明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质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气韵则更多的指人物的全体尤其姿致谈吐所传达的内在情性,或者说内在情性的外在化。能够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的气韵，至今也是绘画和整个造型艺术的最高目标之一。我们常常为中国悠久的文明、精湛的艺术感到骄傲。诚然,祖先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但不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的禁锢。宋人为躲开唐诗这座高峰的阴影,独辟蹊径——作词；元代文人更抛开诗律与词牌——制曲。循规蹈矩或许不功不过,但久而久之,便会使原本鲜活的艺术僵化。“创”，是艺术领域里永恒的话题。第五篇：中华文化史读书笔记《中华文化史》读书笔记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1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一、“中华”的概念作者在“题记”中首先对“中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作者称，“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并引用了成书于唐高宗永徽年间的《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似应为《唐律疏议·名例篇》释义——笔者注）中的文字：“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根据笔者查找，“中华”一词，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晋书卷六一·列传第三一》有如下一段文字：“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又《晋书卷六六·列传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 但从上下文来判断，此二处的“中华”仅仅指中原汉族政权控制的区域，而不包括边陲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区域。作者指出，“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制人类学概念。笔者认为，“中华”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区域，但到了隋唐，“中华”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甚至连甘肃、宁夏等地也可以被称为“中华”。笔者据此认为，当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华”的范围就大，当中央政权式微时，“中华”的范围就小。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历史上历届中央政权统治范围内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现在中国国境线内的各民族之和。这与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意义仍不相同。现在我们常用的“中华”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撰写学术著作，就不能满足于使用政治意义下的概念，而必须由学者自身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可惜冯著对“中华”概念的界定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让人稍感遗憾。二、“文化”的概念和“中华”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据作者统计，有关“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有近二百种。为了厘清“文化”的概念。作者在“导论”中指出，“文化”是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文化”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则是西汉以后。作者引用的刘向在《说苑》中的“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一句。笔者认为，《说苑》中的“文化”仍是用“文治”来“教化”的含义，而不同于今天“文化”的含义。今天的“文化”一词很难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对等的词汇。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文化”的提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冯著在“导论”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古典进化论者、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对文化的定义。这些内容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无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种定义都能在我们的研究中真正发挥作用。我们仍需自己从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作者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也正是因为广义的文化包罗万象，才给那些想要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出了一个难题。作者还借用了“文化形态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几个方面。其中，物态文化层与自然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层则与人自身的关系更密切一些。随着社会发展，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惯性较大，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格。笔者于是联想到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后，清朝统治者先想到的是学习西方的物态文化，即坚船利炮。后来发现坚船利炮扭转不了清朝的颓势，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仅仅学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三、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诚如作者所言，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文化史获得独立地位的时间却并不久远。不但在中国史学界如此，在西方情况也大致相同。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从这时开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也因为其贡献被誉为“文化史之父”。伏尔泰以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仿效其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这方面的开山者。后来，顾伯康、柳诒征、陈登原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撰写了几种《中国文化史》。解放后，我国的史学一度成为单纯的政治史，“重政务，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学术视野迅速拓宽，文化史重新获得了其在史学界应有的地位。“文化生态”界说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谈了人类文化诞生的自然环境——地球，接着谈了人与地球的互动关系：人类源于自然，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类产生后，人类社会也就相应诞生。人类社会也是人类文化诞生的社会环境。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本身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国语》、《孟子》、《逸周书》、《荀子》、《管子》等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得出“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些记载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了人破坏自然、人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象，当时的哲人出于“持续索取”的考虑才提出保护自然的思想。“生态”一词（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由此可见，“文化生态”是一种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态学上的相关概念。这种借喻手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等。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续这种“借用”手法，对此做法笔者深不以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场”、“社会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场”和“社会场”。很快，在本书第9页，作者又将自己创造的“自然场”、“社会场”等概念弃之不用，又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人类文化产生的环境。应该说，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作者认为，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对其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也即将文化生态三层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双向研究。两组文化生态类型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华民族长期面对的是位于中原的汉人农业社会和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左传》中已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裔夷”与“华厦”是作为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出现。《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记载也反映了孔子对中原农业文明先进性的肯定。笔者认为，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农业文明确实优于游牧文明。但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而且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常常通过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统一全国性政权的情况。而19世纪中叶以降，长期带有强烈优越感的东方农业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这个“不速之客”面前却接连吃败仗，不仅割地、赔款，连京师都被人家占领了两次。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并非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而不过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员。至此，中国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西方工业文明。笔者认为，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完全准确，更加准确的表述应为“性质既异，程度也不同”。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未开始之前，欧洲大陆也普遍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为主。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见，以定居、农耕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曾出现在各个大陆，而当时各个大陆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李大钊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东方农业文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观点也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的。笔者始终认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绝不应有优劣之分。而且，各个文明之间的界限随着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而变得日益模糊。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这些由西方工业社会创造的产品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当然，对不同文化的生成类型进行反思的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陈独秀认为，在古代专制政体下，中西文化并无大异同。此言谬矣！中西文化的差异太大了。以古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为例，古罗马帝国和汉帝国是曾是当时世界仅有的有高度文明的两大帝国。生长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的罗马由于四周没有天然的屏障，常常要同相邻的民族进行残酷的斗争才能维持一个作为农业民族的生存。所以，罗马人更多的考虑的是政治、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而汉帝国确立了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后，则更多的考虑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和社会财富总量，所以汉帝国在铁质农具、牛耕技术、播种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些农具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仍在中国广大农村实用。笔者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国文明可能也会发展出更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但肯定不会按照西方走过的发展模式发展，因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与杜亚泉不同，李大钊、陈独秀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的视野不仅包括地理环境，还包括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层面。请留意以下其他相关内容：中国近现代史读书笔记新闻传播史读书笔记现代心理学史读书笔记《苏联兴亡史》读书笔记《中国教育史》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