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的印学理论与东塾印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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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澧的印学理论与东塾印派（下）东塾印派的形成兰甫任学海堂学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并主讲于菊坡精舍，桃李遍布岭南大地。他引导学子从事“经史理文”等切实学问的研究，善于“引导人们从乾嘉年间埋头考据的狭窄天地破墙而出，又极力纠正学术界中汉学宋学的门户纷争，使之各展所长而避其所短，大力提倡考据训诂为手段以达到阐明义理的冃的”，（丁宝兰：《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179、18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为广东培养了众多金石学人才，形成了“东塾学派由经学而小学，由史学而金石，由金石而至书法、篆刻，使这些金石学子在研究“经史理文”的同时，还对篆刻艺术产

2、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些人日后成为岭南印学的中坚力量。兰甫作为当时广东学术界的核心人物，享有崇高威望，所以他的篆刻审美思想对广东印坛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印学理论逐渐演化为一种潮流，受兰甫印学观影响的金右学者及印人有徐潮、陈璞、朱越生、孟鸿光、何昆玉、谢耀、宋泽元、梁垣光、何琰玉、梁于渭、江逢辰、李阳、何瑛、苏展骥等。徐澈、陈璞、孟鸿光与兰甫皆为著名的金石学家，他们关系融洽，经常在起诗酒唱酬，共研经史小学及印学，对兰甫印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徐懑(1810-1879),字子远，号灵洲山人、番禺人。少好诗文，平生致力于小学，著有《说文

3、部首考》、《象形文释》等。子远避兵乱于横溪村时，曾与兰甫为邻，两人常诗酒唱酬，共研金石、书画印学。兰甫曾赋诗称：“徐君讲小学，神游皇颉初。因物画其形，文字勘权舆。谐声日孳乳,惟此握其枢。而君抉奥窒，探骊真得珠。”(汪兆铺辑：《陈东塾先牛遗诗》)诗中对子远在小学的造诣称许有加。子远刻印受兰甫影响，所作师法汉人,古穆典雅。陈璞(1820-1887)是广东朴学运动的主力，又是东塾学派的中坚。字子瑜，号古樵，番禺人。咸丰元年(1851)中举人，后延为学海堂学长。为文清雅，能诗，善书画，分纂《番禺县志》，著有《尺冈草堂诗》、有《缪篆分韵补正》等。

4、古樵精金石考证之学，与兰甫友善。兰甫与古樵为学海堂学长时，为使学子便于金石碑刻的研究，他们将一些历代的名碑重刻于石，置于学海堂壁问，兰甫手摹I口拓，古樵亲主碑铭翻刻，创获颇多。学海堂新修落成时，古樵绘图，兰甫题诗以贺。他们感情深厚，并常在一起研讨印学，所以在篆刻创作上所见一致。古樵治印宗汉人元人法。马国权云：“余尝见古樵旧藏《看篆楼鉴藏古铜印》数册，手自释文批校，并于其内附有手拟印稿若干款，均追摹汉法，甚得神妙/《广东文物》载其自刻朱文名印“陈璞”及“学海堂”印，浑穆朴拙，古意盎然，饶有汉人神韵。所刻“尺冈归樵”，文字以圆取势，运刀如笔

5、，富于笔意，乃小篆韵致。孟鸿光是兰甫的金石知交。字蒲生，番禺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少时即以博闻强记惊其侪辈，侯康、陈澧皆携重之。工诗文、能篆隶、精小学及金石文字学，尤工篆刻。蒲生与兰甫年龄相仿，兰甫曾馆于张维屏家，张家与蒲生所居处不远，故兰甫常常造访，与蒲生往来甚密，彼此切磋印艺，研讨金石，相互推重。蒲生篆刻初法浙派，线条不露圭角，沉稳浑朴，实兰甫Z诫也。由于常与兰甫一起研究印学，蒲生后来治印取径汉印及元人朱文法，其朱文印线条畅逸道劲，颇见笔情墨趣。白文印深得汉人韵味，用刀干净利落，有刚健沉厚之韵。兰甫对蒲生之印极为赏识，并云

6、：“蒲生深于篆隶、金右之学，其所论，往往造微/并有“绿剑山人善妙词，即论摹印亦吾师”句称之。（陈澧：《和韶台谢孟蒲生刻印并简蒲生八首》，汪兆铺辑：《陈东塾先生遗诗》）兰甫屮年以后，因冃力关系甚少刻印，所篆印稿，多为蒲牛所刻，蒲牛能传其神。“蒲牛每刻印得意，辄S：'令兰甫见之，当识此耳。'”（陈澧：《乐石斋印谱?序》，《冼玉清文集》86、87页，屮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蒲生殁后，兰甫又云：“自蒲生死后，无复能刻印者矣，若孔夫子之恸颜回者焉。”蒲生辑冇《梅雪轩印谱》传世，兰甫尝作诗推许曰：“梅雪开编挹古香，芝泥红艳灿成行，山人可是无官职

7、，看収累累石一囊。”何昆玉、谢耀、宋泽元、梁垣光、何暖玉、梁于渭、江逢辰、李阳、何瑛、苏展骥等，或为兰甫的亲传弟子、或私淑兰甫、或推崇兰甫印学观,对东塾印派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何昆玉（1828-1899）是兰甫的嫡传弟子。字昆玉，高耍（今肇庆）人。工金石、鉴别、碑碣摹刻之学，尤精于篆刻。昆玉自鬆龄入塾，即喜刻印。十三岁起从潘董坪、林甫南、余曼庵、孟蒲生习金石篆刻。二十岁得名儒陈兰甫所赏识，乃授其说文偏旁、篆隶源流之学。教诲他要提高印艺水平就必须“未学刻，先学写，勿用俗体，不入奴书，用刀如用笔，能篆能隶能刻，斯为印学。”

8、还劝其治印宗汉法和元人法。昆玉自始即循是以求，精研印学，并“得古钟鼎彝器款识二千余种，晨夕观览，开拓心胸。欲选其佳者摹刻成书。”（何昆玉：《斥石斋印谱？自序》，《冼玉清文集》8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