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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迁：从内地居民逃港潮到港人北上定居潮摘自《文史精华》为数众多的内地群众偷渡外逃到香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3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0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为了遏制逃港风潮，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反偷渡斗争,但效果有限。在一些人看来，“逃港”似乎成了永远
2、无法解开的死结。然而，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情况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内地居民“逃港”事件越来越少，而港人北上定居则悄然成为“潮流”。一自1954年后，严重的“逃港”事件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62年。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粮食短缺，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意义上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其时逢中英对立的“冷战”时期，香港经济起飞又缺乏大量劳力。因此港英当
3、局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化。这个政策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助长了逃港风潮愈演愈烈。1962年初，农历新年刚过，成群结队的内地居民开始非法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12个省区。“逃港”的高潮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有“五月大逃亡”之说。据记载，单是在
4、5月16日那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剪破铁丝网拥入香港。5月下旬,边境线重新封锁,大规模闯关是不行了,但偷渡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作为话题更是长盛不衰。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偷渡,谁个成功了,那个失败了；该怎么准备,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等等,总之,可谈的东西甚多,而且是半公开地谈,无所顾忌地谈。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西线之别。从陆上偷渡要到达边界,翻越铁丝网,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内地这边有边防部队日夜巡逻，还有令人恐惧的警犬。香港那边沿铁
5、丝网有公路,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总之陆路偷渡艰难又危险,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虽说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但大海中游泳危险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时有发生，于是有人就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
6、。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当时对偷渡者打击制裁异常严厉。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视为“叛国投敌罪”，抓到就处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属则会受到牵连，即使离婚划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是一片漆黑。然而逃港成功者在安定之后，给内地亲戚寄来的花花绿绿的港钞，回乡探亲带回的大大小小的礼品，却让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内地民众羡慕不已，更勾起了他们铤而走险的欲望，于是,偷渡之风屡禁不止。大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拥向边境地区,冒着生命危
7、险,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在深圳,还曾经出现偷渡人员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干警和边防部队战士,强冲边境等恶性案件。到了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有增无减。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内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967年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识青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
8、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多数被逮住或者被港方发现遣返，押送到各地的收容所，劳教几个月再通知单位或家属领人。收容劳教的人实在太多了，广州市沙河收容所每天出入就有上百人，全是些20岁上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知青，其中还有偷渡七八次的惯犯。当局拿他们也没办法，只能关上几天，剃个光头放人。二第二次严重的“逃港”时间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有4年时间。20世纪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