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变迁看中国何以能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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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世界变迁看中国何以能富陈志武回顾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变迁的历史，我们清楚看到，尽管中国并没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可这种秩序对中国近25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在行为上能与其合拍。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那种愿望真的实现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繁华世界背后到底有什么？是什么东西在支撑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说，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崛起，说明

2、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仅有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尝试过，但那两次除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故事打基础外，每次都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些时候制度腐败，政府无能等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这些我们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25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制度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每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和国民政府时代的改革开放没成功，最近25年的却恰恰成功了，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诚信与社

3、会结构都遭受过文革根本性破坏之后。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些？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或今天的国人比历史人物更能了？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仰融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后，他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与其妻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

4、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作任何评论。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50年前，则当时的处理方式会如何？跟以前比，今天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无法接受？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世界近代史的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以使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晚清时期:武力定乾坤的世界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停止了明清持续几百年的海

5、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劳动力便宜的国情将中国转变成“世界工厂”，那也不可能，何况那时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甚远。首先是运输和通信困难。火车运输主要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英、美等早期工业国如此，中国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建了部分铁路，有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必需的规模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1903

6、年时才有。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转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中国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早期明朝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当时的中国已有海运，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

7、代里)，虽然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还是有限的。比如1500-1600年从欧洲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约为770次，平均每年7.7次。1600-1700年共有3161船次，年均31.61船次；1701-1800年间共有6661船次，年均66.61次。加上当时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8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即到1800年为止，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4万吨左右。1500-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是农作物、香料、茶叶及金银等贵重自然物。那些年代的技术条件约束了

8、各国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和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没有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