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判断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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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判断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作用普遍认为，经济学家们就其职业身份而言，应该避免作出任何“价值判断”，这种看法使经济学家（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家）在政策建议上所能起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不得不作出一些价值判断，但是他们通常对此深感不安。本文旨在阐明，许多所谓的“价值判断”根本不是什么价值判断，而是对于事实的主观判断。既然经济学家们较之其他许多人都更有资格作出那些与其研究领域紧密相关的对事实的主观判断，他们在这么做时就应该心安理得。如果本文的这一观点能得到认同，经济学家所能发挥的政

2、策建议作用就会大大加强。尽管本文不打算卷入超规范理论的哲学争论之中，对于什么是价值判断作一番界定还是确属必要的，因为对这个概念的使川是如此含混。顾名思义，价值判断是相对于事实判断而言的。事实判断是描述性的，而价值判断是评价性和/或指示性的。事实判断客观地描述一个事实，所以它非真即假。从原则上讲，在理想条件卜它可以被证实或证伪。另一方面，价值判断的用途在于断言某些事物的道德可欲性，例如，某个目标可不可取，某种行为是对是错，或者某件事当不当为。价值判断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像事实判断那样有真假之别，因此

3、，我们不能像讨论-个事实判断那样对一个价值判断加以证明或反驳。不过，一个价值判断可能具有一定说服力，这就是说，它可能与我们的伦理信条相一致而对我们产生感召力。“你应当帮助穷人”这个判断显然是一个价值判断，而“这口井的深度超过十英尺”则是一个事实判断。不幸的是，价值判断被普遍的混同于不可证实的事实判断。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价值判断是不可证实的，但并非所有不可证实的判断都是价值判断。例如，“（在宇宙某处）有一只猪”这样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不可证实的。然而，这个判断之所以不可证实，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没有真伪之别，

4、而只是因为我们不可能遍寻宇宙的每个角落。有些事实判断被当作是价值判断，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无法或难以加以证实，因而它们通常反映了个人的价伉观点。证实这种判断的困难可能来源于度量上的技术困难（例如某些涉及人际比较的情形就是如此）、社会现象所普遍具有的交互关系的复杂性（比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或者别的某些因素。由于这些W难的存在，要人们达成普遍的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关于这些问题的事实判断通常掺杂了个人的价值观点以及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考虑。例如，有学者（Klappholz,1964,p.103）指出

5、，利用同样的统计资料，左翼经济学家往往会“推出”累进税并没有反激励作用的结论，而右翼经济学家的结论却往往与之截然相反。既然如此，如果将“价值判断”作宽泛的定义，使其包括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判断者的价值观的判断的话，那么许多难以证实的事实判断也可以说是价值判断。这或许只是一个语义上的问题，但是，一个定义要有用，就必须反映出它所要界定的事物的主要特征。纯粹的价值判断与反映了个人价值观的事实判断在逻辑上是泾渭分明的，前者没有真伪之别，后者有真伪之別。因此，即使我们坚持要使用上述更宽泛的对价值判断的定义，

6、我们也必须将之再细分为纯粹与次级的价值判断。我建议把后者称为“对事实的主观判断”，而用“价值”一词专指那些本身即为价值陈述的判断。目前在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当中己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作为经济学家，他们不应当作出任何价值判断，而作为一个公民，他们不比任何人更有资格作山价值判断。我对这一观点并无异议，如果“价值判断”是指纯粹的价值判断的话。然而，人多数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价值判断”实际上都包括了我所谓的“对事实的主观判断”。我的看法是，经济学家往往比其他人更有资格作出那些与其研究领

7、域紧密相关的对事实的主观判断。任何一个对经济学理论的功用稍具信心的人都应该能接受这种看法。我的这种看法是仅就那些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对事实的主观判断而言的，至于别的主观判断，经济学家不见得比其他人更能胜任。但是，许多主观判断之所以是主观的，盖因所涉及的关系或交互关系过于杂，以致无法作出精确的断定。例如，要让一个经济学家判断两套不同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利弊大小，就有一点勉为其•难。不过，一个门外汉却可能对此根本一窍不通。又例如，给定一套统计数据，经济学家应该比别人更有资格借以推断累进税到底有没

8、有反激励作用，尽管其个人的意识形态与利益可能会对其推断造成影响，但是与一个其他各方面都与之相同的非经济学人士相比，他们依旧是更合适的人选。换言之，左翼经济学家毕竟比左翼的非经济学人士更有资格作这种判断，屮间派的经济学家乂比屮间派出的一般公众更有资格，某余以此类推。经济学家常常受政府机构之托作出一些对事实的主观判断。他们通常不得不奉旨行事，但是内心却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作“价值判断”，而这是其职业身份所不允许的。如果我的上述观点能被接受，经济学家们在进行这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