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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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幵的现状、问题和对策摘要：推进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是当前出版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确保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的本质是推动出版生产关系调整，解放出版生产力。关键在于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确立完善的工作机制，出台合理的政策措施。关键词：出版权；制作权；分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当下，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无疑是出版业内部机制改革中备受热议的一个话题。在目前形势下，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问题究竟在出版业态中是以何种程度呈现、如何进行操作、怎样设计才能最大程

2、度地解放出版生产力，同时又能尽量避免改革引起出版产业动荡和新的负面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一、出版权与制作权分开的概念我国有出版法规，但没有明确定义“出版权”和“制作权”的含义。《著作权法》对专有出版权进行了阐释，其定义为：出版单位通过与合作者订立合同，在预定的期限或地域内，获得出版作者作品的一种专有权利；也指图书的出版者依据图书出版合同享有的在一定期限内独占出版他人作品的权利，属于著作权的邻接权。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原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在《试论出版权的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出版权在我国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公民享有出版自由的权利

3、一一政治权利；第二，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出版权一一知识产权；第三，法人经营出版产业的权利一一产业经营权。杨玉生在《出版权及其法律特征解析》一文中提出：必须同时拥有国家授予的“公权资格”和作者拥有复制权和发行权的“私权资格”，才获得了完整的“出版权”。而梁徐静在《深入认识我国出版权》一文中认为：出版权一般包括了发行权和复制权。通过以上几种观点，结合目前我国的出版流程，笔者认为：出版权应包含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出版权”是指对出版业的投资、经营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狭义概念为内容的审批权，传播行为的核准权、可被理解为出版监督管理权。出版权与制作权的分开问题就是通过对出版

4、权及制作权的权利主体的关系再造，在牢牢把握出版物意识形态控制权的基础之上，引入合适的竞争机制，解放出版生产力，实现出版生产关系的升级与优化。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就是出版物的制作和发行进行主体分离，制作和发行都通过市场来进行交易。而分开的前提条件是一方面要通过出版权牢牢把握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另一方面要在出版内容生产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激发社会的生产活力。二、出版权与制作权分开的合理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所有的市场主体为了提高竞争效益，减少交易成本支出，都在进行产业的优质资源整合，以此来增强企业竞争力。事实上，在我国出版领域进行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一方面是借鉴了我国广电

5、领域制播分离的模式，另一方面是向西方学习出版业改革的发展经验。以广电行业为例，实现制播分离后的广电资源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市场化的流动，将优质电视节目内容放置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大环境中，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广电行业所面临的节目资源缺少、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在西方各个国家内部，出版业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进入门槛比较自由的行业，政府对出版业的规制较少，而近年来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对出版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又使西方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本国出版产业发展的规制。西方政府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出版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微观精准的规制行为，既有效避免了出版业的负外部性，同时又放大了出版业的

6、正外部性，从而最终实现出版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帕累托最优。因此，从我国目前的出版市场产业规律而言，出版权与制作权分开不是简单的独立分离，而是对出版资源的整合，使出版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进而做到出版领域市场运行机制的良性改革。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业态正在不断消融出版边界，出版业态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一方面出版领域迎来产业的大融合时代，另一方面新媒体给传统出版业带来巨大的挑战，这些变化和挑战直接倒逼出版业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新环境和新形势。从依法治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混合所有制改革、数字时代的出版改革、出版管理者的管理思路和出版企业

7、家的发展思路等视角来看，出版业需要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需要构建适应市场规律的现代出版企业、需要与新媒体进行有效对接、需要探索出版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因此，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一方面是强化出版市场要素的必然要求，它使出版活动高度市场化，通过分工合作把出版流程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将引导市场资本要素参与出版产业发展，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出版企业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出版业改革，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产权改革不到位。其次，我国长期实行的传统出版制度形成了诸如地区壁垒、行业壁垒和所有制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