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读书笔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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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革命》读书报告王勇平201011022913二十世纪可谓是战争与革命交织的长河，而革命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正如书中所言：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然而，在大西洋的两岸，两场革命以不同的方式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不论是革命以灾难告终还是平稳顺利的进行，要达成革命至善的终极目标追求，革命依然任重而道远。一、“革命”之革命以“革命”为题，阿伦特自然就先得对“革命”一词本身作出了一个深刻的解析。阿伦特在书中首先从词源意义上指出

2、：“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因此，我们可以得知革命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其意义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革命”似乎大不相同，反而恰好相反。而“革命”一词是在1660年推翻国会后恢复君主制之际第一次以隐喻之意从天上降落在了地上，却并不是用于一场我们称之为革命的运动。这也足可以证明，“革命”一词的原意就是复辟。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这也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尽管革命以这样的意义出现，却并不是以同样的意义

3、发展。在革命的最初阶段，革命者都将会陷入革命的困惑。革命者需要为革命正名，获得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来源，此时，革命者是迷茫的，对于未来更是空白的，只有在过去中寻找。于是便放眼于历史传统中，以求有历史经验可循，以“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从最初革命的原因来看，革命者们也只是试图以革命的方式重新获得被剥夺的东西，他们甚至坚信自己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

4、被破坏和践踏的旧秩序，他们由衷的呼吁重返那种各得其宜、各安其分的旧时代。但是，“革命者最终大都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革命也将陷入难以逃脱的悖论或是困惑，阿伦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者们发现复辟是不可能的，或者也只是暂时的成功。他们面对的是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从事的是新的事业。于是，“革命”一词的意义便在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进化，获得了新意，不断积淀出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革命一词的意义。由此可见，“革命”一词的意义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也可谓是“革命”之革命。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革命本身

5、就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与此同时，革命自身也具有逃脱不掉也回避不了的困惑和悖论，如：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的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革命者如何建构这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正因为如此，阿伦特特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作了详尽的论述和比较，试图在两大革命的比较中找到解决革命困惑的办法，以完成革命未完成的目标。先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的进

6、程中，社会问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似乎总是处于社会问题的主导之下，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革命的角色。社会问题，具体而简单的说就是贫困的存在，贫困不只是被剥夺，而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对于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也曾言：“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正是由于贫困的绝境，才极易唤起人们的同情，继而点燃革命的激情，使广大受苦大众得以乌合。可以说，社会问题的政治化，将社会问题转化成了政治力量。也正是因为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和持续，法国大革命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当罗伯斯庇尔喊道：“共和制？君主制？我只知道解决

7、社会问题”时，这场革命的目标产生偏移，不再是建立“自由宪政”的新秩序，而是变成了一场社会性的悲情控诉。对于民间的同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同情成了政治品格；深邃无涯的悲悯转而成为新体制之大仁大德的证明。不再是自由，而是富足，成为了革命的目标。这样，革命解放的是受苦大众，而绝不是人民，更不是未来的公民。阿伦特分析道：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个人的时候才可能；针对大众则就变成了抽象的、对民族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来铲除不幸的倾向。这时的悖论在于——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

8、类的爱而随时滥杀无辜。这无疑就会偏向于绝对性和必然性的歧途，其实，“苦难的条件绝对无法产生心灵自由的人民”，当贫困不幸者成为主体，形成公意，成为绝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恐怖便开始了。正是这种必然性，也就是人民的迫切需要释放了恐怖，并将大革命引向了毁灭。最终，法国大革命的命运也只能如罗伯斯庇尔所言：“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