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的偶然与必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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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昌首义”的偶然与必然19、20世纪之交的中华帝国，黑云压城，风雨如磐，似乎看不到半点希望与光明。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唐才常创自立军起兵“勤王”事泄失败，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惠州起义失败，八国联军攻陷洗劫北京……除旧布新的时代，本该充满活力与激情，可19世纪的中国民众，却在血雨腥风中惨然跨进20世纪，绝望与死寂如一张大网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数仁人志士仍在奔走、呐喊。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边陲地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但如闪亮的火星划过夜

2、空，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1911年4月，孙中山又在广州发动了第十次武装起义，以全党之力“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结果仍以失败告终。黄兴逃往香港，革命精英大部分牺牲。一次甚过一次的惨重失败与致命打击，使民主革命运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谁也没想到仅隔半年，1911年10月10日晚，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在中国的中部爆发并迅速取得了胜利。就连流亡海外，在美国丹佛为下次起义募集经费的孙中山也没有料到。10月12日，他在当地的报亭买报纸时，见

3、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赫然标题，才知革命在武昌爆发并获得成功，不觉欣喜莫名。   由武昌起义触发的全国革命巨澜，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的航船，仿佛于偶然间拐了一个大弯，改变了它的航向与航程。   其实，偶然与必然相辅相生，偶然包含着合理的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特殊形式得以体现。【辛亥革命为何爆发于武昌】   同盟会曾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缘由，主要在于起义的地点大多选在边陲之地。同盟会往往从外部的香港、越南将革命力量临时输入广

4、州、镇南关等地，因而难以形成力量优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革命党人渐渐达到了一种共识，认为起义的首选之地当为北京，可直接威慑、震撼清廷；中策在长江中下游；下策才为边陲之地。   然而，北方封建壁垒深厚，北京为封建王朝的心脏之地，戒备森严，起义难以发动，只有割舍放弃。于是只好选择中策，将目光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江浙、湖北寄予厚望。内陆革命虽具优势，但与边陲起义相比，其劣势也显而易见。如果内爆型革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深厚的革命土壤，将陷入封建

5、势力的重重包围，遭到残酷的剿杀。而边陲起义一旦失败，革命力量还可逃亡异国他乡。   武昌起义仓促爆发，虽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迅速取得胜利决非侥幸，而是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史学界在探讨辛亥革命何以爆发于武昌的成因中，一说即归功于张之洞的治鄂。此说虽然多少失之偏狭，却也涉及了事实的深层因素。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成为竞逐中心。列强占租界、开商埠、设银

6、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厉行“湖北新政”，经过近20年的惨淡经营，使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并列的又一洋务建设中心。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的秀才、进士显然不堪重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据有关资料统计，1960

7、年至1905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4万8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末的20年间，最少有2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43%。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200多家民族资本工业。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40多家工厂、130多家洋行、近10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

8、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后，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战地后勤及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张之洞认为唯有练兵与修筑铁路是挽救中国的“救死急招”，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编练新兵。新军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步枪取代戈矛土枪；训练与编制仿效欧、日，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