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角度看“抗战演剧”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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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三个角度看“抗战演剧”的实践现代中国戏剧史的叙述中，由于缺乏相应历史分期的有力依据，“抗战时期”的戏剧史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一般是以通行的“八年抗战”为历史分期依据，将其融汇在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历史时段内进行叙述。［1］这种叙述当然无法恰当地凸显“抗战演剧”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实践的特点，同时也往往会导致一个悖论，就是:一方血强调抗战戏剧的“成熟”、“收获”，但另一方妞，在具体实绩的陈述过程中，却只是沿用叙述其他历史时段时的模式，无法给抗战戏剧的“成熟”、“收获”提供什么有力的佐证（常常只能以重庆演剧

2、、“孤岛”演剧或历史剧的兴盛等来佐证，在思路上不能作出新的开拓），更遑论突出“抗战演剧”的总体特点。在一些关涉“抗战演剧”的重大问题上，比如战争与演剧的关系，流动演剧与（都市固定）剧场演出，独幕剧、街头剧、活报剧等戏剧形式与大型多幕剧的差异，以致对“抗战演剧”中，因为民众动员、文艺大众化深入开展而导致的中国现代戏剧的进一步民族化,现代戏剧演剧体系的建立等,也无法提供有力的说明。本文中将把“抗战演剧”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来使用，在历史分期上与“狭义的抗战史”相对应;在创作方法和态度、美学策略、形式和内容、观/演互动关系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

3、内容和形式。通过三个具体案例的考察，以图为“广义抗战史”意义下的“抗战戏剧”史的叙述提供有益的启发，并为理解“抗战演剧”的实质内涵和具体历史脉络提供有力的参照。一、有“话”如何说一一《阿Q正传》的改编“实验”及其论争1934年11月25日，上海出版的《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上，刊登了鲁迅的两封信，一是《答周刊编者信》，一是《寄周刊编者信》。［2］编者袁牧之加的标题中将之归纳为：“一封谈阿Q剧本，一封谈阿Q插画”。［3］鲁迅的信是为了回应《戏》周刊编者11月11和18H连续两期要求鲁迅先生对其刊登的“大众语实验剧本”《阿Q正传》“提供

4、意见”的“按语”的。《戏》周刊创刊于正处在“大众语讨论”高潮期的1934年8月19曰［4］,主编袁牧之，此时己是上海影剧界的名人。［5］《阿Q正传》作为“大众语的实验剧本”，在第一期即隆重推出，编者袁牧之即署名作者“袁梅”在剧本之前加了一段“编者按”：“在大众语的问题讨论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把这问题搬到了我们的木家舞台上来，一方面我们固然也同样地注意理论的争辩，但另一方面却更实际地可以把它搬上舞台来实验，这《阿Q正传》就是一个预备实验的剧本，希望注意于大众语问题的人们注意。”他还郑重其事地预告：“这剧本由本期起陆续发表，一

5、待登完即将搬上舞台，如其事实允许当更早演出，读者们有任何意见不妨随时提出。”但来势轰轰烈烈，去势却悄无声息，剧木在《戏》周刊上登载了18期后，即无疾而终。［6］而且,这个明确要作“实验公演”的剧本最终也没有上演，直到1938年1月的抗战期间，田汉编剧的这个剧本才由中国旅行剧团在武汉首演［7］,当然，此时使用的己不是“大众语实验剧本”（“绍兴话”）。促使这一“实验”中断的诸种原因之中，鲁迅的信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该剧的署名作者是袁梅，即《戏》周刊的主编袁牧之。［8］但该剧的实际作者应该是田汉和袁牧之，是袁牧之在田汉改编的剧木基础上再

6、加以“改编”。田汉综合了鲁迅小说《阿Q正传》、《孔乙己》、《风波》、《故乡》等,创作、改编了这个剧本，袁牧之再根据田汉的剧本，将之改编为“绍兴话”版的“大众语实验剧本”。［9］在这个鼓吹“戏剧大众化”，并立志拿出“实绩”来的刊物中，这个剧本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鲁迅11月14日写的《答周刊编者信》中肯定了剧木那种综合的编排方法，“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10］但未庄在哪里?鲁迅却提出了疑问。他说，“我的一切小说屮，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

7、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在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11］鲁迅认为，历来的批评家都没有注意到这点，而“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12］这里的“胡调”，是鲁迅随手惦出的一个绍兴方言词，意在指出戏剧“编者”态度的不严肃（“胡调”中的“调”在绍兴话里有色情的含义），指出袁牧之的“绍兴话”不地道，“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沿着鲁迅的说法进一步往下推，就是这条用“方言土语”实验“大众语”的路子并不通。假如这戏是演给绍兴人看的，

8、那么，阿Q说绍兴话“是无疑的”。鲁迅的结论是，“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也就是说，在冃前的情况下，“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比较容易了解的剧本”，然后根据演出地点的不同，语言、背景、人名都可以变换，“使看客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