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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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候，明升晴降往往是将原厂长、经理调离的常用手段。发生在黑龙江省的轰动一时的中联商厦总经理“刘云珍事件”和“世一堂”厂长“刘巍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两个事例。这两位都是社会公认的能干企业家，但均因不善“经营领导”而被免职。选择“眼睛朝上”，苦心经营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糟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即便把国有资产化为私人财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面对自己的前途、命运，许多厂长、经理们都很“明智”地将很大精力放到了“经营领导”，即经营人际关系上。保位于、保既得利益、留出路、压问题、盼提拔等等，就是厂长经理

2、们花大力气经营人际关系的真正原因。在厂长、经理们还是“官员”、政企还未分开的利益机制牵引下，“经营领导”和领导被“经营”，就成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顽症的根源。因为被“经营”的领导往往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来选拔企业经营者，不幸的是企业的利益往往和官员们的私人利益相背离，其结果就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机”，国有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可以说，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决“企业无上级”，即企业经营者的产生机制问题，就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企业经理层“经营”领导层是一种极为恶劣的腐败行为，其后果相当严重且令人切齿痛恨。从现实来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以

3、下四个方面：一是贪污受贿。据统计，广州市1982年至1989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76％都发生在国有企业；1992年至1994年，贪污受贿案中，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占全部案件的70％。二是公款吃喝玩乐，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有60％的公款消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费用。湖北枣阳市是个100多万人门的县级市，每年用于公务活动的公款招待费近2000万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10。三是随意安插亲信，将整个企业变成等同于私人企业的独立王国。有的企业领导大权独揽，把国有企业当做自己的私人企业，大量安插自己的亲属、朋友，形成特殊

4、的裙带利益集团，如深圳海诚商贸公司总经理文石兴，安排在公司中的亲友达130多人，占公司总人数的17％，其中担任中层干部的18人，占中层干部的31％。也正困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能在那里为所欲为，成功地卷逃巨额公款出国。曾闻名全国的“改革家”、“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经理”、“劳动模范”，并发明了企业改革经验《马氏管理法》（即责任价格控制法）的陕西内燃机配件一厂原厂长马宏业，是位人称“政治流氓、经济流氓、作风流氓”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担任该厂厂长期间，该厂暗无天日，债务累累，职工饱受欺压，其办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职工的淫窟。四是搜刮国有资产，或以任职的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外办的“暗厂”

5、、“暗店”，致使“庙穷方丈富”；或是如前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转让时，乱界定产权，低估国有资产，使自己及亲友或有利益关系的人从中牟利；或是将自己及其一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讯等一切费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一类之外，其余的腐败行为因属于“隐蔽”性质，在目前很难受到法律制裁。《工人日报》1996年5月川日发表的《是谁豢养了这只硕鼠》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辽宁省朝阳县试验设备厂原党总支书记兼厂长王香尧承包该厂，五年来毁掉了厂子，吃肥了肚子，捞足了票子，住上了房子，一走了之。已经半年多领不到工资的工人被激怒了。1995年8月22日，约200名工人集体找到朝阳县政府，要求向王香尧

6、讨债讨房。在一位副县长的办公室，工人们堵住了王香尧。数十名工人声泪俱下地控诉他：“你把我们后半辈子的饭碗都砸了，还忍心花我们的血汗钱去买新房，你是黄世仁，还是共产党？”“你家闺女结婚戴6个大金戒指，我们连退休金都没有了，你还狠心去买新房，你有良心吗？”身患癌症的王素琴和老伴都是该厂的退休工人，领不到工资，生活无着，急得当场抽搐……按说200多工人集体上访告“贪官”，理应引起有关领导重视，事实上却仍无结果。直到1996年3月，由107名工人签名的揭发信交到记者手中之前，历时18个月，1537人次的上访，竟然未能触动工香尧这只“吃”公肥己的“硕鼠”丝毫，直到见之时为止，他仍然在经过两

7、次装修的豪华新居颐养天年。以深圳市为例，仅从1993年8月至1996年5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国有企业中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例：384宗，占立案总数的48．4％；处理363人，其中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共312人，占企业中受处理人员的77．04％。无庸讳言，这许多腐败行为都是和党政机关的腐败分子沆瀣一气，互相勾结进行的。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只要“经营”好上级，这类公开和“隐性”的腐败行为并不妨碍他们稳坐厂长、经理宝座。这种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