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歌旋律音调结构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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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民歌旋律音调结构分析（下三、从比较研究中探寻畲族民歌的旋律音调结构特色及其源流（一）畲族民歌音调与瑶族、苗族山歌蒲亨强曾经将苗、瑶、畲三族民歌的共同因素归结为“两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核腔结构，一种是大声韵的do-mi-sol（简称I型），另一种是宽声韵的sol-do-re（简称II型）”。根据笔者的分析，畲族民歌中与苗、瑶民歌共同的因素应该是宫3-3型和角3-4型的大声韵，即蒲文屮指出的“I型”，只是这种旋律音调结构与苗、瑶两族略有不同：一是苗、瑶民歌中大声韵常以单纯的形式做宫3—3型（do-mi-

2、sol）、角3-4型（mi-sol-do）、徵4-3型（sol-do-mi）进行，在畲族民歌屮，虽然也有以宫3-3型、角3-4型进行而构成的单纯大声韵旋律，据统计，冇宫3-3型大声韵宫调式曲调7首，宫3-3型大声韵与宫3-4型小声韵相结合的角调式曲调36首，以徵3-3-4型大声韵为主的徵调式曲调1首。另有角4-3型小声韵构成的羽调式曲调18首。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是将大声韵与小声韵结合运用，与宫6—下2-3-2型宽/窄声韵、宫6-下2-3-3-上2型宽/大声韵相结合，运用于商调式民歌中（如前所述，约占所

3、分析资料的46.12°%）。二是在苗族民歌中，大声韵的运用常出现“mi”音的音高游移，由原位“mi”自然下滑到“do”，而在畲族民歌中却以音高固定的“mi”为特征。根据畲、苗、瑶的历史渊源关系，这种民歌旋律音调之间的共同和不同的特征是能够得到解释的。吴永章曾指出：“畲与瑶、苗，同源共祖。最早，可溯源于远古的‘荆蛮’，即其时生息与活动于古荆州地区的‘蛮’人族群。楚国时，居于楚境内的部分蛮族被迫向南、向西迁徙，从而加速了蛮族重心南移的过程。汉代，畲与瑶、苗的先人，被称作‘盘瓠蛮’。盘瓠蛮的得名，因盘瓠传

4、说而来。盘瓠传说，最早可溯源于东汉时人应劭的著作；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蛮列传》则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集大成之作。盘瓠传说在畲、瑶、苗民间广为流行，正是他们同根生的有力证据”；“畲、瑶、苗三族虽同源却异流。其分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苗与畲、瑶二族分离。其源不晚于汉晋。……第二步是，瑶与畲之间的分离。唐、宋时期二族分流的速度加快”。由此可见，畲、瑶、苗三族共同的大声韵旋律音调结构类型应该早在汉晋之前就已存在，苗族与畲、瑶两族之间的区别应当开始于苗族与畲、瑶两族分离的汉晋时期，畲族歌和瑶族歌之间旋

5、律音调的区别最迟开始于唐宋时期两族的分流。（二）畲族民歌旋律音调与汉族客家山歌畲族民歌旋律音调与汉族客家山歌旋律音调的联系人致可以分为两种样式：一是联系更为直接的，表现为原样传播和原样吸纳的样式。例如，“畲族民歌旋律音调结构类型分析”中“徵调式”的第（1）、（2）种旋律音调结构类型，两项共有54首。这种以商下2-3-2型窄声韵和羽商、徵商之间的四、五度跳进相结合为特点的旋律音调结构，与闽西客家山歌的旋律音调有着紧密联系。根据笔者的研究，这种由商下2-3-2型窄声韵构成的徵调式民歌，不仅在闽西等客家地

6、区流行，而且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以及陕西南部等地广泛流行，因此，它们可以看成是畲汉民歌直接、原样交流的例证。因为这种关系较容易一H了然，所以在此不予赘述。二是联系较为间接的，表现为变体传播和变体吸纳的样式。其屮包括：“畲族民歌旋律音调结构类型分析”屮“宫调式”之（1）、（5）；“商调式”之（1）、（4）。在这种样式中，畲族民歌旋律音调的交流、变易情况较为复杂，因此，木节中着重对此进行分析。1.畲族民歌中以宫2-4型、角下2—上4-型宽声韵和近声韵为特征的宫调式旋律音调结构类型与

7、长汀城关山歌。对于畲族民歌与客家山歌之间的关系，笔者曾做过探讨⑩。从旋律咅调结构看，音列由do-re-mi-sol-la构成，以宫2_4型、角下2-上4型宽声韵和近声韵（mi-re-do）为特征的官调式旋律音调结构类型的畲族民歌，应当与长汀城关山歌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下面是一首属于角下2-上4型宽声韵与近声韵相结合的“罗连调”：二者之间在歌词句式（七字一句，四句一_段），曲式结构（四句体单乐段），节奏处理（一字一句，句末延长），调式（五声音阶宫调式），旋律音区，旋律线状（级进，小回绕，以及由微音往角

8、、商、宫音的下行）等方面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谱例7在罗源畲族山歌中具有代表性意义，可说是正体。谱例8在长汀城关山歌屮仅是变体之一，其正体属五声徵调式，音域自徵往上，音列由徵、羽、宫、商构成。旋律音调结构以商下2-3-2型窄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罗源等地的畲族山歌的正体与变体之间，其调式关系是由宫到徵的变换。如果将它和长汀城关山歌的变化情况做比较的话，大致如下：这种由正体到变体、变体到正体的追寻关系，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