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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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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等收入选民是推动人大选举的中坚力量编者按:雷先生领导的北京选民参与行为课题组,自1993年起,一直跟踪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通过对四届人大代表选举中选民参与行为和态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分析,课题组认为:中等收入选民是推动人大选举的中坚力量。最近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表明,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政治觉悟是人们参加选举的主要因素,其次是个人利益因素。但一些研究者通过分析后认为,“利益因素才是一种更为现实和实际的因素,是一种内在的、对选举行为起决定作用的动力”。那么,在选民的参选动因中,政治觉悟与利益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200
2、6年我们对北京选民选举心态与参选行为进行了追踪调查。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京市区县的街道和镇的抽样框中一次性抽出14个区县,57个街道(乡镇)的57个社区或居(村)委会,每个社区或居(村)委会抽出20个样本作为访问对象;第二阶段采用的是定点社区拦截访问,同时又对每个社区的调查样本性别与年龄进行了配额限制。最终调查样本遵循“先等距随机后追配额”的原则。调查对象筛选条件为具有正式户籍的北京公民,年龄在18-70岁之间。本次调查最终在57个社区或居(村)委会共成功获得了1140份有效问卷,其中非农户口957人,农业户口183人。“积
3、极型选民”最符合人大代表制度设计本意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人一直被公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最强的公民。按选民参选动机划分,我们把北京选民分为四类。第一类选民群体当家作主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希望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这也最符合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设计的本意。我们称之为“积极型选民”。第二类选民的态度偏向积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他们的参选动机虽不那么明确,但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义务和权利,认为投票选举人大代表是“例行公事”,要“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称其为“尽责型选民”。第三类选民虽然参加了投票选举
4、,但只是“随大流”,自己“什么都没想”,其参选纯粹是走个形式,走个过场。我们称之为“盲目型选民”。第四类选民原本就不打算去,但“不去不行,只好去了”。我们称其为消极型选民。本次调查表明,在参加了2006年11月8日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的选民中,积极性选民占30.2%;尽责型占35.3%,盲目型占31.1%,消极型占3.4%。选民参与选举是公民对自己代表的授权过程,是其政治觉悟的表现。但在这个授权过程中选民的政治觉悟也有高与低、主动与被动之分,尽责型选民虽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但从选举动机与参与行为分析,
5、他们与积极型选民还是有着被动与主动的区别,前者是把选举看作例行公事,“组织”让我选,我才去选,选举动力不足;而后者则是“我要选”,且目的性十分明确,就是要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选出自己满意并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大代表。因此,只有积极型选民才算真正理解了民主选举的确切涵义,并十分珍惜这个五年一次才轮到的主人翁政治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积极型选民才是推动民主选举并使之名副其实的中坚力量。同样是出于划分这两类“政治觉悟”的目的,我们在下文中将通过对积极型选民特征的具体分析来解答推动选举动因的问题。中等收入选民群体中积极型选民比例最高我们把选
6、民类型分为积极型和其他类型选民,政治身份分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经济地位用个人月收入代表,分为1500元以下、1500-4000元、4000-8000元和8000元以上四个档次,做成了马赛克图来直观地观察选民类型、政治身份和经济地位三个变量的关系。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变量间的一些交互影响作用。1.对于党员来说,收入差别不大,而且经济收入对选民积极性的影响基本没有变化。2.对于非党员来说,经济收入对于选民类别的影响非常显著。3.对于非党员来说,积极型选民比例最高的是中等收入者(个人月收入在1500-4000元)的群体,其次是4000-
7、8000元的收入群体,再次是8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最后是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这直观地告诉我们:第一,非党员之间的收入分化要远大于党员内部。第二,从收入的影响力看,各个收入段的党员的积极型比例基本没有差别,党员的参选积极性更可能来自党性原则和政治觉悟;第三,对于非党员来说,他(她)的经济收入水平却是影响其选举态度是否积极的主要变量;第四,非党员中积极型比例最高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选民,低收入群体和最高收入群体中选民的积极型比例都要逊于中等收入群体的选民。拥有私家车和拥有自己的住房产权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志。据我们的研宄
8、数据显示,北京市八城区城镇居民的产权房比率为76.7%,私家车拥有率为19%。进一步分析发现,是否拥有私家车、对个人目前的生活水平满意不满意以及文化程度,这三个变量对是否是积极型选民的影响也比较显著,请见表1: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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