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村集市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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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农村集市及相关问题农村集市是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封建地主制经济具有特征意义的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的农村集市，被认为是唐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它萌芽于南朝的草市；战国秦汉时代并不存在农村集市。近年来，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和论证，这种不全面的认识得到了纠正[1]，战国秦汉时代已经有农村集市，似乎没有什么人表示怀疑了。不过，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补充和辨正。我曾经写过《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一文[2]，论证了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农村集市，现在我再谈谈对汉代农村集市及有关问题的看法，作为上文的延伸和补充，而它们共同

2、的主题，则是研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早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农村集市的不同类型农村集市指县城以下的乡村的集市。汉代的农村集市包括乡市、聚市、亭市以及“野市”等不同类型。乡市乡是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单位。乡政府所在的村邑一般有市，这已经有不少的证据。除论者已经指出的，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漆器铭文中有“南乡之市”、“中乡之市”的戳记，在传世陶文中也有“南乡之市”的记录[3]外，《中国历代墓卷略考》15墓卷中也有“平阴都乡市南里”的记载。“平阴”是汉代河南郡的一个县，“都乡”是位于平阴县中心的一个乡[4]，“市南里”既然是都乡辖下的一个里，这说明都乡中必有市，而且它在人们

3、心目中是相当显赫的，以至被作为地理方位的坐标；因为“市南里”显然是以其位于都乡市之南而得名的。与此相似的还有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的有关记载。如4号木牍：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十，钱千一百廿，正偃付西乡赐□钱[5]这里是说“市阳”里的算赋钱由该里的里正名偃者交付给“西乡”的乡佐名赐者收讫。“市阳”是“西乡”中的一个里，其所以称“市阳”，是因其处于西乡市之阳；西乡无疑是有市的。传世陶文中有“莹市”、“东武市”，有的学者指出，有汉一代无以“莹”、“东武”名县者，推测是县以下的乡市或亭市[6]。又《春秋繁露》卷16《山川颂七十三》载：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

4、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止雨之礼，废阴起阳，书十七县、八十离乡，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女子不得至市，市无诣井，盖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文中“女子不得至市”的“市”，应该包括江都管辖下的“十七县、八十离乡”中的“市”。此材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汉时代“乡”是普遍设市的。聚市乡政府所在地以外的村落也有市，但市并非设在每一个村落，只是设在比较大的村落中。汉代农村中乡以下比较大的村落称“聚”，“聚”中一般也有集市，我们称之为“聚市”。首先对汉代作为农村集市的“聚市”进行论证的是朱桂昌先生。朱氏认为：聚原意为聚落，约在西汉中期，出现了与具体地名联系的“聚”的专称

5、，如××聚、××聚等。这种“聚”是由里发展而来的，是有市集的里。它区别于一般的里的标志正是市集。《管子·乘马》说：“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西汉长安西周亚夫曾经驻军的细柳，史称细柳聚[7]，因其有市，故又称“柳市”[8]。王褒《僮约》“武阳买茶杨氏池中，担荷往来市聚……”也把“聚”和“市”联系在一起。朱氏还详列了《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的“聚”名99处。指出建“聚”的条件，或因历史渊源，或因交通便利，或因特产丰富，从而适合作为农村集市的地点。[9]朱氏指出“聚”中有市，聚市是一种农村集市，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聚市是

6、西汉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则属可商。这与朱氏把《管子》当作西汉作品有关。对《管子》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仍有争论，但即使在认为《管子》中不少篇章出于汉人之手的学者中，也几乎一致认为《乘马》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因此，把《管子·乘马》“聚者有市”看作汉代情形的反映显然是不妥当的。《管子》“聚者有市”，虽然是规划，但应有其客观依据。我已经用多种材料证明了战国时代农村集市的确实存在[10]。现在可以再举一个汉代文献中的例证。《西京杂记》卷二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乐，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

7、上皇乃乐。……按：《汉书·高祖本纪》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颜师古注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举其本称以说之也。此下言‘县乡邑告喻之’，故知邑系于县也。”在“丰”这个聚邑中，既有“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等物事的存在，当然也应该是有市的。所以应劭说：“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11]刘邦的父亲生活在秦代，秦国祚短暂，丰邑有市的情况应该是战国延续下来的。这就是战国文献中的所谓“有市之邑”，也就是有市之“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