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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历史上中国苏联论战成因探析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分歧。这种分歧逐步升级,发展成为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恶化。论战的发生,不仅对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较大冲击,而且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及国际共运的低潮局面。虽然中苏论战距今已过去约半个世纪,但其所遗留的相关问题却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种逻辑表达方式的论战,本应设定在既有的学理争议的范围,但中苏论战却打破了这一常规,由党际层面的意识形态争议延伸至国家关系的恶化直至整个社会
2、主义阵营的分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中苏双方之间的这场论战呢?一、国际共运的论战传统及其带来的思维惯性不同立场、不同流派之间展开理论论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传统。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40年代的前半期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和参与工人运动实践的同时,先后从理论上清算了激进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实证主义者杜林等。列宁延续了理论论争的这一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他曾指出:“目前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领域经历着的事情,即同
3、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学说的人进行的争论,目前在实践上只是在工人运动某些局部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1](P9)列宁还形象地描述了与机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非社会主义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合法化运动),我们已经说
4、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2](P396)历史传统带来的思维惯性往往是巨大的。从实践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均受到了这种为了“小麦”就必须清除“莠草”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国际共运中的这种政治文化是不利于意识形态分歧的双方实现妥协的。相反,通过论战的方式驳倒对手,树立起自身的理论威望,是遇到类似问题时的首选途径。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到中苏论战的产生和发展。以1956年围绕苏共
5、二十大关于斯大林评价及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出现认识分歧为肇端,中苏两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等问题矛盾渐生,两党都根据本国革命建设的特点和经验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视对方为“莠草”,这就使两党的观点分歧逐步转化为对国际共运路线的权威之争。进而言之,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论的正确性,也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就等于否定了自身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与合法性。如此一来,意识形态的论战就不单纯是一个学
6、理争议的范畴,而是承载了更多更深的内涵。中苏分歧出现以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制约了双方解决问题方式的选择。实践证明,以论战作为处理与解决分歧的方式,不仅达不到恢复团结的目的,而且只能导致加速分裂的结果。二、历史积怨、文化和民族心理差异的影响由于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国人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高度敏感性。这一点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瓜分中国狂潮中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沙俄共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它给
7、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是极其深刻的。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这种心理阴影便越来越明显地演变成彼此之间的某种敌视。此外,斯大林时期苏共一贯以“老子党”、“领导中心”“、指挥中心”自居,把苏联的理论和经验视为“共同规律”和“共同经验”。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不断表现出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作风,对他国内部事务横加干涉,并且把本国的国家利益置于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承认并批判了斯大林在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所犯下的错误,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产生错误的真正根源,以至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作风再度抬头,为
8、推行苏联所谓的“共同经验”,不惜干预别国的独立探索。如此一来,无论是赫鲁晓夫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问题上的行径,还是在台海危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