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酬唱与宋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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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门酬唱与宋调的发展【内容提要】唱和诗作为大量存在于诗歌史上的创作类型，一向被认为缺乏艺术价值，“苏门”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看法的偏颇。苏门酬唱将唱和诗作为元祐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续庆历以来诗歌革新的传统，本着“不随人后”的自立意识，超越唱和诗的应酬俗义，赋予这一诗歌类型以丰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一方面凸显个人风格，另一方面推动了思致新奇、体势宏大、才学深厚、语言晓畅以及体现人文关怀等“宋调”的典型特征在元祐时期的发展【关键词】唱和诗苏门宋调元祐唐音、宋调，虽然并非仅朝代之别，但唐音之大发展在唐、宋

2、调之大发展在宋，却为事实。就宋调而言，少陵、昌黎、香山诸人虽有开启之功，确立其风貌的却是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宋诗的高峰也正在上述诗人活动的庆历、元祐时期。庆历是宋调初成面目的时期，诗人不但在诗歌风格上各具特色、百花齐放，同时在诗歌观念、审美精神上形成许多共同的新特征，如追求意新语工，注重思深笔折，体现人文关怀，等等①;以“苏门”为主的元祐诗人则进一步发展和确立了这些特点，从而最终形成与唐音分标异帜的诗歌风貌②。“苏门”诗人在宋诗发展史上的功劳，自为众所公认，但其创

3、作也招致了不少批评，其中相当惹人争议的就是在其作品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唱酬之诗。如南宋张戒说:“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风雅自此扫地矣。”③所谓用事押韵，虽非唱酬诗所专有，却正为其极突出的特点。严羽则干脆直指“和韵最害人诗”④，对唱酬诗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事实上，不惟“苏门”之唱酬诗，在文学史大量存在的历代的唱和之诗，因多产生于诗酒酬酢之中而一向被认为缺乏思想和艺术价值，人们的评价也往往贬多于褒。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4、唱酬诗在“苏门”诗人的作品中多占了很大比重，仅以严羽将之作为“元祐体”代表的苏、黄、陈三人的作品而言，苏、黄二人的唱酬诗分别占了其总数的三分之一，陈师道的也在五分之一以上，试想一下，如果将这些作品通通去掉，“元祐体”还能称之为“元祐体”吗?不过，随着近年来学者对唱和诗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观。例如周裕锴先生《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一文从儒家诗教的角度来考察唱酬诗的特点，并提出应当将蕴含着丰富社会伦理内容的唱酬诗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⑤，为我们重新认识唱酬诗提供了新的思路。此

5、前王钟陵先生也已指出:“诗酒唱和虽产生了许多庸俗之作;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一种文化的、文学的氛围，有利于篇什的流布和文学技巧的探讨;有时还会造成一定范围内的某种热潮，以至萌发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文学潮流。师友之间的唱和，岂可小视哉!中国诗歌史在相当一些历史阶段是借唱和而展开的，地区性的、跨地区性的文学块团之存在形式，便是唱和。”⑥此论诚为的见。笔者以为，以苏轼为中心的“坡门酬唱”，作为一种典型的师友唱和，并非如张戒所言是“诗人中一害”，恰恰相反，它在艺术追求和审美精神上对元祐诗歌乃至宋调的发展起到了良

6、好的促进作用。邵浩在《坡门酬唱集·引》中说:“……既又念两公之门下士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陈无己、李方叔所谓六君子者，凡其片言只字，既皆足以名世，则其平日属和两公之诗与其自为往复决非偶然者，因尽摭而录之，曰苏门酬唱。……无事展卷，则两公六君子之怡怡，宛然气象在目，神交意往，直若与之承欢接辞于元祐盛际，岂特为赓和助耶。”⑦张叔椿在序中亦曰:“诗人酬唱，盛于元祐间。自鲁直后山宗主二苏，旁与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李方叔驰骛相先后，萃一时名流，悉出苏公门下。嘻，其盛欤!……”⑧指出苏门师徒的密切

7、交游和由此产生的大量唱和诗，在元祐诗坛形成一派繁盛景象。“怡怡”，指的是在一种愉悦的氛围中互相督促，形象地描绘出当时诗坛之欢会与诗人之间的唱和对于诗歌艺术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唱和诗作为“苏门”进行艺术实践的重要文体类型，是其诗歌艺术特点的重要沟通方式。在诗人的创作实践中，一方面摆脱了一般唱和诗用于应酬时的类型化模式，以鲜明的个人特色呈现出元祐诗风的多样化特征⑨;另一方面以师友唱和的形式对当时的诗歌艺术特点和审美追求进行交流与探讨，从而促进了“宋调”在元祐诗坛的成熟。一在庆历时期，“自名一家”的强烈自

8、立意识已成为诗人创作时的根本精神，到了元祐时期，这一特点得到诗人的认同与进一步强化。在“苏门”诗人的唱和中，“自名一家”、“不随人后”同样是创作之指归。唱和诗作为中唐以来越来越突出的交际方式，其用于应酬之中的程式化也越来越明显，而“苏门”诗人往往能在韵脚的拘系下，自出己意，体现出各自的风格特色。我以为，“苏门”创作中大量唱和诗的存在，固然与交游的频繁有关，同时也正体现出诗人知难而上、有意打破唱和诗的旧有模式而凸显个人风格的自立精神。例如红带诗的唱和便明显体现出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