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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收稿日期:2008-10-20基金项目:2008年度西南政法大学科研立项项目“晚清汉宋之争与近代湖湘文化”(批准文号08XZ-BZX-001)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彭卫民(1987—),男,湖南双峰人,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助理,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清史与湖湘文化。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401120)[摘要]儒家标榜的“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儒臣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通观张之洞修身治国思想,可以从他的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经世务实等方面得到佐证,他的学术宗旨和治世理念成为后
2、世效法的楷模,而他本人,也应成为千百年来“内圣外王”的又一个大践行者。[关键词]张之洞;君子儒;内圣;外王[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08)06-034-03孔子在答弟子子夏时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2478,何谓君子儒?他继而解释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儒也可能是小人儒,士也可能沦为“器”而忽略“谋道”,“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参见朱熹:《论语集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北京,中华
3、书局:1998年版,第501页。,君子儒一词是明确地体现出孔子要求文人的道德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完美统一。在君子儒那里,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服务,自身人格完成与制度建设,人格与文格是统一的,是普通知识分子(theUniversalintellectual)与特殊的知识分子(thespecialintellectual)的完美结合,参见俞志慧著:《君子儒与诗教》,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7页。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别在于“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食”[1]2518,也就是说拥有“喻于义”这种高尚品格的人才可谓
4、是真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周易.系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85页,陈寿祺校云,《经义述闻》之“机”当作“门阙”解,认为枢机为门户之要,犹言行为君子之要。“君子儒”本质就是要做到“内诚外文”或是“内圣外王”,所谓“内诚”就是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所谓“外文”就是要“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在内心修养与人格诉求之间,达到完美结合的人,叫做“君子儒”。对“君子儒”的正义:此章戒子夏为君子也。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但君子
5、则将以明道,小人则矜其才名。言女当明道,无得矜名也。见何晏集解、刑昺疏《论语注疏.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7页。钱穆先生认为,小人儒区分君子儒的标准,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子夏之学,或紧密有余,而宏大不足,然终可免于小人儒之讥,钱著:儒《说文》术士之称,谓士之具六艺之能以求士干时者也,儒字尚是行业义,同一行业,亦有人品高下,旨趣大小之分,故每一行业各有君子小人,孔门设教,必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有此一派学术也,后世惟辨儒之真伪,更无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凡因为儒者则必然为君子,此已指学派言,不指
6、行业而言而已。又按:儒学以求士,稍否,儒转向任教,盖有此一行业,则必有此一行业之传授人,儒遂转为师,诗儒联称,故孔子为中国儒家之创造人,亦师道之创造人,孔子之诫子夏,盖逆知其所长,而预防其所短,又见钱穆著:《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297页。在中国近代史上,伴随着“经世致用”、“通经明道”学术主张的出现,传统儒学在近代史上又有了继承和发扬,但“内圣外王”一直成为数千年以来儒家倡导“君子儒”的最高准则而未曾改变,张之洞可谓近代以来这一标准少有的大践行者之一。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官至疆寄,作为晚清的顾命大臣、儒者,其
7、一生“平实而绌于世,恳至而后于机”[2]10057,被盛赞是“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将从政、治学、求道自觉统一起来,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3]260,无论是从政治上早期“清流”到中后期的“洋务”,还是从学问上“兼采汉宋”到后来的“权衡中西”,张氏都在无形的践行孔子所说的“质胜文”与“文胜质”,不惟如此,“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4]2。一、力辟公羊,通经致用在古今文经学的分歧上,张之洞表现出与清季诸子
8、追求今文经学“微言大义”截然相异的态度,典型的表现便在于坚决反对弟子廖平的今文学,说他是“风疾马良,去道愈远”[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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