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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ok3”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公民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意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的深入挖掘,必将为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研究方向和领地。——基于文本写作的原始状况的考证和相关资料的总体把握而对其思想的提炼和阐释。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断章取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界的通常路数是离开一种提法的原始语境和意旨,把马克思针对特殊情况而写下的一些想法、论点提升或夸大为他对世界、对哲学的一般理解。最明显的例子要数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抽象地解读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大纲”,将其11条内容集中看作其哲学的旨趣、特征和体系架构。其实通过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1844-1847年笔记》里《提纲》部分前后语境的甄别,表明它的写作与《神圣家族
3、》有关,都是马克思要编篡“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3]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能把它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提纲。就其内容而言,它是针对当时德国特定的思想形态而进行的阐述和评论,马克思之所谓“哲学”云云,绝不是指总体上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般哲学,而是特指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以观念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除了关注原始文本写作的状况对思想提炼和阐释的制约,强调对相关资料的总体把握也很有重要。比如,在新近国内有关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的争论中,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从文本中找到了一些材料
4、佐证其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着述中,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各自的确对某些问题既发表过前后一致的意见,也表达过程度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把握,应该能够甄别出哪些论述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在比较的意义上体现出他们的思想特征与差别。[4]上述分析表明,没有文本做基础的研究将会导致一种多么深刻的误解。因此,在阅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时,应该提倡一种“刨根究底”的精神,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默所说的“探寻基础”[5](thesearchforfoundations)的工作,尽力探索马克思提出并解答问
5、题时所显露出来的更为始源胜的、前提性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对这些基础的把握,创造性地理解和推进马克思的思想。三、比较视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长期囿于自己的领域内思考问题,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和思维惯性,特别是当遭逢新的社会现象和思潮的时候,很多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用长期流行的观点和体系去衡量,看其符合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对那些“另类”的现象和思潮,要么无端地给予指责,要么漠视其存在。不夸张地说,在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中,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是较为狭窄和陈旧的。而现在是我们
6、打开视野的时候了。首先,必须走出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研究者之间自设藩篱、自我规约和自我封闭的怪圈。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体系本来是一个整体,只是由于恩格斯当年反对杜林的特殊考虑,把它三分化了,即认为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领域马克思与杜林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只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的杜林在“创造体系”时涉及到“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恩格斯“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6]但是后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把这种三分法固定下来[7],以致成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通行理解。当时特定情境下思想发展的这一原委及
7、进程并未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它以后造成的后果是,很大程度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整性,特别出现了诸如研读《反杜林论》时,哲学教学者只讲授其中的“哲学”编,而把另外两部分让渡给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者;同样是基于这样一种划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过去也没有把占马克思着述很大比重的经济学文本作为研究重点,而总是从恩格斯的着作中寻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表述,这就造成了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大量的引用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表述和论断的情形。其次,需要认真总结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所作的工作。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8、历程中,其实有两条序列,一条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家所理解和推进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另一条则是西方和东欧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境遇下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的思考和探索。长期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