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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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问题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与功能，事实上，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也关涉着马哲学科的市场资源。但是，随着诸多社会领域的分化（特别是经济领域跃居为核心领域）而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存在，也己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显赫，不仅如此，从社会变革的趋势看，这一功能还会不断弱化。事实上，在学术意义上，马哲近年来已不断呈现边缘化的境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宄竟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宄，已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的主要路向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2、回撤到“马克思哲学”，如果说前者是意识形态式的指认，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本文性的指认，这种指认一方面试图向马克思的著述回复，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理上展开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呈现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目前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至少看起来是学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研宄正在努力地走向“专业化”（马克思的研究者本人也实现了“专家化”），据说这一趋向是为了回应当下学界所谓“思想淡出”的学术化走势。笔者虽然一直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同时也心怀一种疑虑，那就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有意地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

3、象时，是否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的历史性关联，而这一关联本身就应该是我们从事马克思哲学学术研宄时无法割弃的思想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关联时，很可能同时也抽掉了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我越来越感觉到，学界关于这一时代意识形态淡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判断有些武断，并且本身就是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

4、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

5、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

6、深入到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义

7、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互动展

8、开自我批判。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