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发区域的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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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后发区域的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分析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指出的,世界上鲜有平衡的经济增长,提前着手平衡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只会阻挠发展。然而让远离经济机会的人口受益,和谐性增长则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平衡增长,和谐性发展”的建议[1]。在此,以世界银行的建议为启迪,结合我国当前的形势,提出后发区域跃迁中的“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模式。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后发区域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发达地区相比,后发区域跃迁及发展更具紧迫性,更容易出现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后期又不具备解决失衡问题

2、的充足资本。一、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提出背景及研究态势国外非均衡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早,除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外,物理学、系统科学也针对非均衡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在此主要探究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区域发展非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凯南的人力资本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林德的动态优势理论、列昂剔夫的反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在区域间传递扩散理论、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将空间要素引入经济学研究,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开创了非均衡理论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视角

3、[2][3]。国际经验上,很多国家成功利用非均衡战略实现了崛起和经济腾飞。时至今日,世界上大部分生产活动仍集中在大城市、领先省份以及富裕国家,半数的生产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发展并未给所有地区都带来经济繁荣,市场青睐于某些地区,而忽视另一些地区[4]。学者也用实证资料证明了非均衡发展的必然性[5]。国内学者围绕区域非均衡理论及实践进行了长期探索和研究,经济学家张培刚(1997)提出“中心开花论”,即中部崛起理论;厉以宁(2000)提出中心辐射战略,即城市圈域经济理论;魏后凯(1995)提出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网络开发理论”;胡鞍钢(2001)提出非均衡

4、发展战略。然而,当前学术界针对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争论仍然存在,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我国国情决定了非均衡战略仍将是我国现阶段的战略选择;另一种立足当前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拉大等现实问题,提出应采取均衡思维。也有学者折中性地融合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想,提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6]。然而,笔者认为,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并不必然矛盾,从区域开发、区域发展、区域跃迁的起点看,非均衡突破是必然的,不可能全面开花;从区域发展的结果看,收入差距、区域水平的扩大则是应该予以避免的。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经历了单纯强调增长,到1990年世界银行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以

5、及之后的2007年首次由亚洲开发银行《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提出的“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演进[7][8][9],此后,2009年11月、2010年9月曾先后两次出现在胡锦涛同志的正式讲话中,包容性增长被提上战略议程[10]。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源于对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认识的深化[12],对亚洲地区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12]恶化问题和与时下流行的“收入被增长”和学术界热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化”、“浅度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13]衍生的种种热点问题紧密相关,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对“成果惠及全

6、民”目标的追求。综合包容性增长的提出背景及国内外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14][15][16],认为包容性增长的背景、内涵及实施主要有国际、国内两大层面。国际层面旨在表明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交往中求同存异、扶贫济弱、共同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等方略,目标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强调的是大国“责任”;国内层面的内涵及实施则更加全面具体,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发展进步、民主民生民权、政府治理模式、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经济层面要求抛弃单一的GDP增长决定论,追求综合福利,实现经济、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社会层面要求全社会成员间的机会均等、外生环

7、境的平等、成果共享,实现公平正义,强调“参与”与“共享”;民主民生民权层面要求人民群众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体现人本,同时关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重点问题;政府治理模式层面要求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调整和转变。总体上,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现实意义、科学内涵阐述较多,对其具体测度及在我国实施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结合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突破、非均衡现状的研究则更少。二、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学源探究(一)包容性增长的学源探究包容性增长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