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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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广州 510631)[摘要]13-14世纪,在回回人经商之风的影响下,蒙古人统治下的江南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商业繁荣局面,商人社会力量空前突显。迅速起家的商人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代表士人表现出特别的亲近态度;投桃报李,南方士人搬出《尚书》、《史记》,竞相礼商。[关键词]元代,江南,士商亲融IntimateRelationshipbetweenMerchantsandScholarsinYuandynastyAbstract:BecauseoftheinfluenceofthecommercialtraditionofMuslims,theYuand

2、ynastysawgreatcommerceprosperityinJiangnanareaandthesocialpowerofmerchantsbecameunparalleledstronginthehistory.Merchantsandscholarswerethuspushedtoreciprocalsocialpositions;intimaterelationshipwasconstructedbetweenthem.Keywords:YuanDynasty,Jiangnanarea,merchant-scholarrelationship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给世界尤其是中国

3、带来了空前的震撼。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们在数次西征之后,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江南。最早归附蒙古的色目人成为元朝征服者的助手兼理财能手。不论是大都城内,还是外地商邑,到处可见色目商人的身影。蒙古人南下更为回回商人开拓了新的用武之地:“天戈一日南指,多少贾胡留。”参考文献:曹伯启:《水调歌头次复初韵》,《汉泉曹文贞公诗集》卷十。元朝统一全国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再加上蒙元政府实行的重商政策,在回回人经商风气的影响下,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从商的人数迅速增多,“舍本农、趋商贾”的风气很盛,时人张之翰说:“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张之翰:《仪盗》,《

4、西岩集》卷十三。闽广海商、扬州盐商、江右商、徽商等都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商业舞台上,竞展雄姿。对此,当时人深有感触,以至于出现“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周密:《天市垣》,《癸辛杂识》别集上。的说法。前所未见的商业繁荣对南北方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士人阶层中也出现了南北迥异的态度。腹里定兴(今河北定兴)人王结对这种前所未见的社会现象非常敏感:“游心经济区,奇货真可居。”“举世治筐箧,此风定谁驱?”《张梅友编修以古诗四首见赠次韵答之》,《文忠集》卷一。他简直不能理解,让人陶醉的中国伦理秩序社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落到“举世治筐箧”的地步,对此,他迷茫而愤怒:

5、“此风定谁驱”?在他的《上中书宰相八事书》中,一个封建士大夫面对这巨大的商业冲击岌岌可危的心态跃然纸上:古者上自公卿下及民庶,冠婚丧祭之仪、第舍车舆之志、衣服器用之法各有等差,莫敢逾僭。故民各安其分而财用易给。今礼制不修,风俗侈汰,公卿大臣之家用不中节,穷极奢靡以相矜夸。富商大贾争相仿效,莫知纪极。金珠荧煌,锦绣炫烂,岂止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者?或美恶不分,贵贱无别。既无厉禁,有财即为。民无恒心,日趋于利。奸伪百端,求厌其欲。廉耻道丧,风俗日薄。《上中书宰相八事书》,《文忠集》卷四。而在广大的江南地区,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不管是沿海港口城市,还是内地商业城市,都出现了一股礼商的热潮。商人经

6、济力量发展的结果,使他们在江南地区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日见增长。在元后期的江南地区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南方士人纷纷搬出《尚书》、《史记》,开始对商人及商业大唱赞歌。一、扶贫济世,商人社会力量空前突显5为吏受赇婴木索,汉相忽遭东市斮。不如估客取邪赢,居货罔人人不觉。布素寒儒守乡学,夜夜孤灯同寂寞,不如估客醉名倡,百万呼卢投六博。估客乐哉真复乐,大舶飞山走城郭。珊瑚未数绿珠楼,家僮多似临邛卓。十牛之车三百车,雪象红牙水犀角。养犬喂肉睡毡毯,马厩驴槽亦丹雘。生不羡凤凰池,死不爱麒麟阁。估客乐哉真复乐。《元诗选》初集,卷七,。方回这首描写元代杭州湾富商巨贾

7、的《估客乐》使我们看到了十三世纪末江南商业的空前繁荣,和商人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空前显赫。随着江南商人经济力量的增长,其社会影响也随之得到提升。这一提升过程是在多种社会认同形式下完成的。首先,“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是中国商人的传统投资取向。根植于广大的农村经济之中的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财富与地位都是直接与土地相联系的。元代的相当一部分商人也仍然没有脱离这一传统。“富者操金射民田,但喜市头添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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