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制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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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集权制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3仁鸿隽、梁启超、王琎、冯友兰、吴景超、竺可桢等人分别发表了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李约瑟当时和这些学者也有交流。参见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载《二十一世纪》1997，no.44,pp18—29，以及刘钝pp1-29,谢泳等。4关于近代科学的定义与起源目前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采用的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参见RogerHart的“BeyondScienceandCivilization:APost-NeedhamCritique”，TheScienceStudiesReader,editedbyMarioBiagioli,NeeLang1

2、997，1997）则对地理环境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机理做出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地理生态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和欧洲不同的政治制度，这才是问题的根源。首先，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依靠自然降雨，6世纪到9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国家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不大，所以对这些城镇的控制比较弱，城镇得以发展各自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但是在中国，国家起源于大河平原，一直依靠大规模的国家性质的水利工程来稳定和提高粮食供给，其他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比上述的欧洲国家的政府要专制的多。因此相对独立的工商业城镇没有在这些国家发展起

3、来，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类似欧洲大学的教育机构。并且，由于地理原因，欧洲长期以来都是由一群互相竞争的国家组成，这种多国体系对科学发展致关重要：第一，它使得各国长期持续为谋求在经济、军事、工业等方面的优势而竞争；第二，它给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提供了生存空间。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统一国家，周围各国也不能构成有效威胁。因此，中国在经济、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外来竞争带来的动力，军事上也一直以对付“民乱”和镇守边境为任务，在思想上非正统观点不仅得不到支持甚至生存空间也没有。地理环境论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最早见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魏复古（Karl:Aparative

4、StudyofTotalPo.之久，但它关于“王道”的理论为君主中央集权所用，所以成为官僚培训——“科举”最重要的内容。海瑞的这段有关司法的建议充分暴露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难题：以熟读诗书的文人官僚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意义的行政司法体系，不会有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更不会有保障人权的观念。并且，这种依靠伦理来执行和解释司法与行政的方法，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由此可见，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下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无从发展，严重依赖于市场体制下激励机制的近代科学技术必然无法产生。即便是从外界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只要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不发生变化，被

5、引进的技术也无法生存发展。最近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古代民间对外的文化经济交流规模大大高于从前的估计，各种西方科技成果有大量的机会流入国内18。结合鸦片战争之后科学技术引入的效果问题，可以认为官僚政治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为了维护君主集权而严重扭曲了社会经济的效率机制，使近代科学技术既不能萌芽也不能生存。另一方面，官僚阶层作为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的执政者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者，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生存与发展。表3-3中国古代科学家出仕人数和比例表从表3-3可以看到，近一半的科学家都在为政府工作。这其中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科学家有了成就或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后才被

6、吸收为政府官吏的，这在天文学和医学领域中最为明显，另外一种情况正好相反，是科学家居官以后才开始科学活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农学和地理学、制图学中。无论哪种情况，如此高的出仕率是古代西方的科学家所不能相比的。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缺乏纯理论研究而以实用技术为主呢？显然，这和实用主义的官僚政治需要不无联系。作为官僚阶层底层一部分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并没有选择研究对象的自由，他们只需要满足中央集权政府的要求即可衣食无忧。耶稣会士巴多明在1730年写道，“凡是可能在此方面（天文）取得成功的人将得不到任何报偿。（钦天监）无足轻重，在那里无法有甚奢望。”19所以从西方传来的先进科学仪器天文望远镜和机械

7、时钟并没有在天文观测上被加以应有的利用。官僚科学家还和科学本身有关。劳埃德（GeoffreyLloyd2001）通过对比中国古代官方“钦天监”和古希腊天文学家的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指出，古希腊科学的逻辑思辨和求证精神源于其学术界的“民间”身份和市场化运作方式。古希腊学者把从事学术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他们通过办学收费和吸引权贵的捐款过日子，这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谋生方式是相同的。学者之间为了提高个人声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