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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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继承发展为德、才、学、识“史家四长”的理论，受到近现代优秀史家的推崇与效法。在外国，尤其是在西方，也产生了出了极其辉煌的古代史学；而其中世纪史学比之于同时期的中国史学来说，则黯然失色。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前进的步伐加大了，史学史的观念和历史理论的见解进步很快。20世纪的最初20年，西方

2、学者已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学史著作先后问世，如德国历史学家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1915年）、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史学传统并不长久的美国，史学家们关于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由此看来，具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和深刻的史学意识的中国史学，在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中，在这方面已处在相对滞后的地位上了。中国史家在20世纪二十年代明确地提出了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这见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3、一书。三四十年代，研究者纷纷而起，颇有撰述，显示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所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经过五十年代一段时期的沉寂后，六十年代前期，史学史研究再次活跃起来，中国史学家们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试图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与撰述有新的建树。这一努力的势头被十年“文革”所扼杀。此后，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再度兴起，是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这时，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近20年来的发展表明，中国学者在史学史研究领域，不论是中国史学史方面，还是西方史学史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不只是在史家、史着、史学发展

4、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有很深入的发掘，而且在有关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史学家的器识与修养等方面，也有许多开创性研究。在西方史学史方面，已突破了一般性介绍或描述其发展过程的研究阶段，开始深入到探讨其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层面了。如果说，作为近现代学科专史之一和历史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史学史研究，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的撰述在全局上相对滞后于西方学者的话，那么，在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近20年来，这种局面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着重表现在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史，在学术水平上和发展趋势上，前者已不处在后进位置上了。此种情况，在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学者研

5、究中国史学史方面，亦大抵如是。这是史学史研究发展趋势在20世纪中国的重大变化之一。当然，这个变化并不完全表明中国学者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已处于国际同行的领先水平，中国学者在历史思想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方面，还要作更加深入的探讨，还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因而还需要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参与。在新的世纪里，史学史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必将有更大的进展，这除了上面所说到的要在理论探讨上有新的突破外，还要在中国多民族史学之发展的研究上多下功夫，这不仅对于史学史的研究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极为重要的。此外，推进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将是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又一重要任务。同中西文

6、化的比较研究一样，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应走向更高的层次，应在“形”与“神”两个方面深入开掘。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启示未来，即中国史学应从西方史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因素，中国史学如何把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向世界传播。这种比较研究的开展，无疑将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进步、新的境界。这里，还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史学史研究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从学术价值来看，它是从古今中外史学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方方面面的优秀史学遗产，为当代史学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这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以及对相关学科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十分重要的。从社会价值来看，它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

7、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揭示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及其在丰富、启迪人类智慧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看到，现在人们对于史学史研究的这种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认识，还亟待提高。即使是一些专业史学工作者，也还未能把史学史在历史学领域中的重要性置于应有的地位看待，还不仅局限了对历史学的认识，而且也可能局限了对于自身研究领域的认识和发展。这里，我以为有必要指出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一个论点，他认为：“史学史既不是文学史；也不是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道德作为史等实际性质的历史，但它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