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杜牧研究空白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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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补杜牧研究空白的传世之作杜牧为晚唐著名文学家。后人将其诗文著述编为《樊川文集》二十卷。其前四卷为诗集，已有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行世；其诗文，1949年后有选注本问世。前数年，重庆三峡学院何锡光先生承担了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樊川文集》校注”。经数年之功，何锡光先生整理校注的《樊川文集校注》一书终于由巴蜀书社刊行问世。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全面整理《樊川文集》的学术空白，可喜可贺。读罢这部墨香盈卷、煌煌90万言的大著，深感本书识广文雅，胜谊贯珠，充分体现了校注者在古籍整理及文史研究上的深厚功底和认真的态度。谨草斯文，略表

2、若干体会如下。何锡光先生上世纪80年代曾就学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程千帆、卞孝萱、周勋初等国学名师，深得几位名师文史互证研究方法之真传。何先生在本书的整理工作中成功运用了这种秉自清代朴学大家及王国维、陈寅代写论文恪等国学大师的研究方法，同时参用其它通用又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约略说来，本书值得称道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诗文编年。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及今人缪钺《杜牧年谱》已对《樊川文集》中的一些诗文进行了编年。整理者进一步对冯集梧、缪钺所未及的杜牧诗作近60首作了编年，将诗歌部分辑为《杜牧诗歌系年拾遗》，发于《

3、文献》2001年3期。这些编年，文史互证，考辨充分，用心细密又谨慎。例如对卷四《寄崔钧》的编年：唐代两崔钧。一为崔有邻子，即冯注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崔氏南祖房钧”。一为《旧唐书·崔元略传》附元略弟元受子钧，字秉一，所谓“鉶铢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者。杜牧所寄，当是后者。冯注所指盖误。所谓“词臣陪羽猎，战将骋骈邻”，即写其“辟诸侯府”事。诗云“谁为乞火人”，谓希望有为自己解释误会之人。乞火人，用《韩诗外传》卷七，里母请火为人开脱的故事：“里母相善妇见疑盗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吾令姑呼汝。’即束蕴请火

4、去妇之家曰：‘吾犬争肉相杀，请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妇还之。”按：本句暗喻的误会，当指李德裕的朋党积习甚深，使杜牧不得在朝为官，而远守僻郡。李德裕会昌年间为宰相。本诗第二句“为我谢平津”之“平津”，本指汉代宰相、平津侯公孙弘。用指李德裕的性格与之相似。《汉书·公孙弘传》：“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有隙无远近，虽佯与善，后竟报其过。”杜牧在李德裕宣宗朝被贬后所作《祭周相公文》明确指斥李德裕说：“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年谱》认为“此数语，可见杜牧之出守黄州，自以为是受李

5、德裕排挤之故”。盖杜牧以为李德裕对他有误会，因而出守黄州。而杜牧所欲为开解之人，当指崔钧从兄弟崔铉。崔铉会昌中曾任宰相，有机会为“扫门士”杜牧请火转圜，但崔铉亦为李德裕排挤贬官，无以实现杜牧的愿望。《旧唐书·崔铉传》：“会昌中，以本官（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为同列李德裕所嫉，罢相为陕虢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五月）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铉，元略之子也。”又：“（五年五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罢为户部尚书。”此期间，杜牧先后在黄、池刺史任上。故诗当在会昌三年至五年之间崔铉为相时所

6、作。首先考实题主，继而从杜牧的愿望、经历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入手，多方证明杜牧作此诗的动机与作品年代的关系，从而落实作品的相对年代。这样从文学、史学，特别是历史年代学上展开考证，由于引证详实，逻辑谨严，因而其结论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其次是校勘。整理者做的校勘工作可分作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通行的校勘。整理者对《樊川文集》的诗歌部分，采用《四部备要》本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为底本，取其备录前人校勘之汇；其文集部分，以《四库全书》本《樊川文集》为底本；对校本用《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景苏园影宋本，并用《唐文粹》《文苑英华》《全唐文》以及国

7、内可见的明、清名家批校善本做参校。这一层次的校勘虽然需要校勘者相当的识断、裁择功力，但大体上还是属于技术层面的工作。真正体现整理者的用心和学问根底所在的是第二层次的校勘，即运用历史考证等研究方法以对校勘对象作取舍是正者。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某书的各种版本都存在相同错误，如果仅采用“雠对”一类方法，即上述第一层次的校勘方法，可能不足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影响校勘质量。而理校一法，非学养深厚者不可轻用，否则可能出现证据不足，因而有臆断之偏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参用或引入史学方法，对校勘对象从文史互证的角度加以研究，所得到的校勘结论，

8、由于引用的材料较为坚实，就比较可靠，也就更具说服力。由于《樊川文集》里边本身包含文学、史学内容，故这里所说的“文史互证”，指利用古籍中所可考见的人物、史事、职官、地理、年代、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等有关记述，对整理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校勘对象进行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