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的差异

《浅析“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的差异》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浅析“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的差异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文以载道”理论影响深远，即文章作为一种显“道”的工具，人为地降低审美价值追求，而将其社会功用价值放大，从而使文章成为道学的附庸。而“文以贯道”理论虽在“文以载道”之前就已产生，但在后世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把两种学说混称为“文以载道”，而忽视了其二者间的差别。“贯”与“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与理论反映却差之甚远。本文从两种文道关系理论的产生过程、内涵理解和文学影响等方面去分析“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之间的差别，从而对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中

2、国5/vie　　关键词：贯道；载道；区别；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1002-2139（2017）-05-0-02　　一、“文以贯道”与“文以载道”的产生　　六朝时期文风浮靡，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作如下阐释：文章道弊五百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隋唐文人对这种矫揉造作的文风十分反感，欲扭转这一不良的文学创作倾向，所以在文学实践方面开始以先秦思想和文章作为范本，形成一种文学上的复古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内文学家们的复古参照是先秦圣贤之思想与著作，所以这一时期内的复

3、古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文章表达上，而且后者的实践体现尤为明显。到中唐时期，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不仅在古文创作上达到了文学上的巅峰，而且在文道关系的理论阐释方面也形成了完整的古文理论体系，其核心即“文以贯道”说。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述道：“所以唐人说文以贯道，而不说文以载道。曰贯道，则是因为文以见道，而道必借文而始显。文与道鲜有轻重的区分，而文与道终究看作是两个物事。”[1]郭绍虞先生明确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即对文与道的应用问题和地位认识问题，故两种学说是有区别的，然而后世的一些文论家却混而谈之。　　宋初的文道运动在

4、韩愈柳宗元的影响下继续发展，但在文道关系问题上，宋初的主流文学家在开始时便走上一种极端的道路。韩愈等人提倡的是一种文道并重的文学主张，而之后的文学家们往往重道轻文，比如宋初的柳开、穆修等人发起的古文革新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道学运动，是后来程朱理学在文论方面的先声。柳开在《河东集・一》中做了如下论述：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2]在《河东集・五》中亦言：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3]由此可见，在宋初文论方面，道已经超

5、越了文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文论中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已经是一种有损于文章审美价值的文学主张，理应由后起的文学家们予以纠正，但是继之而起的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以及朱熹等人，不但没有及时遏止这种偏离正轨的文学倾向，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牵引着文道论述走上了极端，即“文以载道”。“文以载道”在周敦颐那里成为理论确定下来，在他的《通书》中有如下论述，“文所以载道也”；后来经由程颐程颢和朱熹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以下引述他们几人的代表性言论加以说明：　　周敦颐：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此文辞而已者陋

6、矣。[4]　　《二程遗书》：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5]　　程颐：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6]　　从周敦颐的“文辞陋也”到二程思想中的“道为文之归”，再到程颐的“作文害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由浅入深地否定文学的趋向。尽管在实践中，文章依然在被使用，但在文学观念中“文”的地位已经沦为下等。宋人依旧复古，但复古的标准已经迥异于韩愈之辈。韩愈等人复古的标准是先秦的著作与思想，两者

7、兼重，而宋代的文学复古标准则集中于“道”。复古标准的形而上的特点的突出，使得文道关系中文与道的地位出现了变化。道的地位逐渐上升，远远地超过了文，甚至于文的地位荡然无存。宋人不仅没有做到及时的遏止，反而任由其发展，自此“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中进而成为影响北宋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法则。　　二、对“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的理解　　文以贯道中其实是把“文”与“道”统一起来，侧重于文道的统一性，不仅在文章写作中注重道的阐发，而且还注重文的技巧。此处的文学技巧不同于六朝文学中的华丽辞藻，而是一种有利于显示“道”的必要修辞

8、手法。另外，与后来“文以载道”中道的内涵不同，“贯道”中的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自然万物之道，道的内容外延比较大，所以韩柳时期乃至后来的苏轼等人，在技巧和道的阐释方面有更灵活的自由度和更大的空间，自然容易写出文道兼备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