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历史—时间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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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文学的历史—时间境域【内容提要】文章描述了自康有为导端以至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终结于鲁迅的新文化与新文学历程。这一着眼于此在历史人物生存境域的描述即是文学现象学的历史叙述，它全然区别于历来的以某种思想模式所构建的新文学史叙述。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到文学审美的释解过程，但是，政治（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与审美究其实质只是一种意识观念，我们能从某种意识观念寻索到文学的本质吗？虽然，现今学者提出了研究新文学必须“最大限度的历史化文学”［1］，“让中国现代文学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场景”［2］，回归到现代文学鲜活存在的“历

2、史语境”［3］。然而，这仅仅只是一种研究趋向的揭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回归鲜活的历史？历史，无疑指新文学发生的历史，它全然区别于过去曾在的“旧”文学。然而这一“新”，从何而来呢？显然，我们单纯从文学审美本身，或从某种政治观念，甚至更宽泛的文化概念，都无法最终理解新文学之“新”。一种观念永远无法理解另一种观念，观念不可构成观念的基础。那么，观念必定生长在历史的基地。历史是什么？人的生存之史，历史直指人的整体生存。进一步言，所谓人的整体生存，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十分具体的存在，就中国现代历史而言，它毋宁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历程中的生存，即一个民族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区分，正是

3、从此历史区分中，才有民族的现代生存的到来。这样，所谓回归历史，便首先得把新文学置放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区分中来思考。但是，我们得从何处下手去更具体地揭示这样的整体生存呢？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从民族整体生存的现象上去揭示它。就现象直观而言，人的生存只是单个人的生存，生存只能从单个人（此在）的生存现象上得到揭示，民族生存即是“此在”之生存。这样，我们便明见到，中国现代历史所揭示的民族转折时期或伟大瞬间中的生存只能从此在之生存来理解与揭示。此在，具体生存着的某人，拥有他自己的时间性，此在生存于时间中，只有其特定的时间境域才能言及或端出此在的生存。因此，民族生存的“历史回归”岂不就植根于此在生

4、存的时间性中了吗？历史性植根于此在的时间性，时间性才是最终的生存根基。然而，这是一个处于民族伟大历史瞬间中的“此在”，它决非任意的某个人，决非是一般的“常人”，而是指开创民族历史转折的人物，这个人物当然拥有自己特定的时间境域，我们的分析必得从此时间境域展开。但是，在其时间境域中，任何历史人物的生存都是有限的，此在时间性即指其生存的有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有限的历史人物的时间性生存还并非或不完全是民族的历史生存，时间性并非就是历史性，民族的历史性更毋宁是由此在历史人物时间性的“演历”所构成。这一“演历”即展示于一批历史人物递相衔接的有限生存境域中，历史性所揭示的正是此在历史人物所演历的时

5、间性。唯基于此，我们才算真正赢获了回归历史的坚实基地，只有在此基地上，我们才可言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也就是说，新并非为新观念、新理论、新思潮所规定，而首先在于此在历史人物呈现于时间境域中的新的生存样式，然后才有观念形态上的新。因此我们看到，为什么先前的研究思考总在理论观念的层面上绕圈子，总在诸如政治道德、文化审美的悖论中陷入困境，原因就在于他们弃置了此在历史人物的生存根基，而纯然以一种逻辑的思辨、理论探寻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线索。一如果说现代新文学产生于一个民族伟大历史转折的现代区分中，且这一区分是由特定历史人物的时间境域所显示的，那么我们看到，康有为正处这一区分的开端。在康有为的生存

6、境域中，他第一个深刻洞见到我们民族历史的“变局”，称作“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4］。如此洞见使康有为就站立在我们民族历史变迁的“门坎”上，他必须跨越这道坎。这诚然并非是说康有为突然拥有了某个伟大的观念，然后去作划时代的论断，他的洞见并非是从某种外来的或内在的理论学说中获得，而毋宁说是生存给他的启示，是历史的天命将他抛入这样的生存才会生长出如此的启示与洞见。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康有为于震动天下的“七次上书”中所展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生存感受，真切体味他对“塞壅”历史现象所作的深刻揭示［5］，我们就可掂量出他所论断的“四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思想分量。这之中岂不就包含一种对四千年曾在历史的绝

7、望之情吗？岂不就把他置放到了历史转折的门坎上了吗？处此生存境域，康有为不得不去筹划民族的未来，这个未来是由“日新尚智的宇宙”，由“讲求物质”、“工艺新奇”的“工业之世界”来标示的。［6］同时，作为被抛的存在，康有为仍处现今—曾在历史之中，他必须由曾在指引到由西方文明揭示的未来，以“治法文学相上”的未来。为此，他不得不去承续与反思传统，而此承续与反思又只有着眼于未来才到来。他的一系列关涉传统的颠覆性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他的从对儒家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