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贫富差距对弱势群体带来的心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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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贫富差距对弱势群体带来的心态影响就弱势群体，有学者从经济、政治和法律、综合视角进行界定；有学者从资源配置匮乏说、客观条件限制说、社会排斥说、综合说进行界定，就社会剥夺层面论，本文援引沈立人先生观点认为其指:“那些缺乏抵抗风险能力，缺乏依靠自己努力改善其境遇，在政治、文化和心理上都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当他们受到某种影响具有了某种相同的心理倾向和趋势，并且这种倾向和趋势可能形成行为时，我们就把它叫做弱势群体心态。综观现今，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状况对弱势群体造成了系列负面心态影响。　　一、贫富差距对弱势群体心态的影响及表现　　第一层次：对社会不满进而产生

2、抱怨，降低其参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行为学家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提出的“双因素”激励理论中提到：“‘保健因素’的作用是可以预防人产生不满和消极情绪，维持工作现状的因素。缺少‘保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就缺少了‘激励因素’的进一步作用。”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带给每一个人的都应该是均等竞争、交换、发展的机会，但现实并不如理论简单……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富有者似乎代表着将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不管是利益诉求还是意见表达渠道；贫者则似乎代表着社会资源的更多断层和缺失。在缺失充分利益诉求渠道和保障后，处于弱势情境

3、下的群体会因此出现强烈的社会剥夺感，产生焦虑、自卑、失落等，社会敏感性和针对性由此加强。“保健因素”缺失，“激励因素”作用受到破坏，社会建设主动和积极性降低，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层次：“仇富心态”加深，产生伦理困惑，犯罪率上升。“仇富心态”是一种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导致的比较心态失衡。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指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如果说不合理贫富悬殊首先造成了弱势群体的消极性，那么不合理贫富悬殊的扩大就可能进一步激发不同阶层的矛盾和冲突，带来不稳定。胡联合研究组在《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分

4、别就治安、盗窃及侵财案件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率与基尼系数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3、0.93、0.81。“违法犯罪活动与基尼系数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尼系数越高，违法犯罪活动越多，犯罪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就越高”。　　第三层次：信任危机加重。不合理贫富差距现象有可能导致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此种心态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既和自己的地位相近，又不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人和群体作反向的比较的结果）的加深。利益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下，弱势群体很容易将自身不满归并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由此便会削弱社会整合能力与

5、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信任危机产生。正如黄建钢先生在《群体心态论》一书提及：“虽然中国的民众不会轻易走到‘不怕死’的状态中……但一旦到达这种‘不怕死’的地步，沉淀的情绪就会爆发，其行为就会被赋予极大的冲动。二、引起弱势群体负面心态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及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不健全。所谓利益表达机制，就是围绕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而建立起来的沟通协商机制，它由相关的机构、制度和原则等组成。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不足集中表现为弱势群体由于资源有限性、利益诉求渠道窄等原因，当他们利益受损或得不到保障时，常常只能束手无策。长期以往，个

6、体利益的诉求势必会堆积成特殊的利益团体诉求，如围堵政府机关、集体上访等。另，我国现有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不足。集中表现为政府、社会与弱势群体间缺乏充分良性沟通、社会矛盾调节体系不健全等。　第二，公民监督体系不完善，公民社会建设不足。公民监督是当前我国民主监督中的重要环节，公民社会的健全是公民监督完善化的重要表征。当前我国公民监督不足主要体现在公民监督意识不强，监督制度不够完善、监督渠道不够畅通、监督法治化不够等方面。中国公民的公民意识尤其是“底层”公民的公民意识是不够强的，作为“底层”公民的弱势群体具有封闭、被动的特质，在监督上表现得不够积极。另，社会现

7、有监督制度的不够完善导致了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有监督权，无监督实现权或有监督实现权，无监督保障权”现状严重。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现状表明，我国现有社会保障呈现范围窄、实效不强，保障分化及保障空壳等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本应获得最基础保障的弱势群体没得到保障或有保障之名而无保障之实；另外，政府部分工作人员的不合理工作作风也会引起弱势群体的一些反感；再次，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的宣传、引导等不足也是造成弱势群体伦理困惑的一个潜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