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引进和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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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引进和制度变迁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即旧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中，从外国引进某些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制度引进引发和推动了制度变迁。本文从分析制度引进的成因、机理和“非路径依赖”环境入手，阐释引进制度的本土化和制度创新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入世，论述制度引进与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变迁的关系。　　一、制度引进对改革的

2、启示效应　　从时空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状态是多源与一源的统一以及多元与一元的统一。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世界各民族是在相对的相互隔绝状况下分别同时创造各自的制度的，这些制度既有不谋而合地相似的一面，也有彼此相异的地方，总体上看是多源与多元的。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各民族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不同制度的交往、比较也就开始了，随之还出现了不同制度的冲突、沟通和融合，其中也包括制度的移植，即从一个民族引入异质制度并予采纳。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强势制度的侵入和扩

3、张，也有弱势制度的被借鉴，只不过前者在制度交流中占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制度交流呈现出一源发生单元辐射的形态，同时也伴随着多源汇集和交叉利用。进入20世纪，这种趋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强化了，世纪前半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一国向多国扩展，后半叶这些国家普遍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经济全球化，就是现实的证明。制度引进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经常发生的和有一定合理性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虽然可能受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某些启发，但基本上是基于“内在变量”的，是主要或完全针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低效率的。不仅如此，改革的

4、目标模式的初始确定，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启动式目标选择，也是基于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但随着对外开放国策的实施，我们对外经济技术（及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递增，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逐渐引入“外在变量”，即自觉地参照了国外的制度安排。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同时性，有较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特点，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改革借用开放路径获得相关信息，减少信息不完全给改革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改革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又有利于我们对外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的制度演进，反映了“外在变量”的权重一直没有降低（如果不能说提升的话）。这样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即是摸索、试验和积累合理制度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过渡性制度安排递次替代，最后形成正式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有选择的引进制度以及对这些制度的认识由偏到正的过程。在企业制度方面，原初的本土性的放权让利、承包制等，最后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正式产权安排上来。在市场体系方面，对改革成功具有决定意义的价格自由化的实现，肯定是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规则；而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其说是旧中国上海滩交易所的复活，不如说是对西方证券市场制

6、度的大胆引进（加上自己的创新）。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情形也是这样。至于现今，中国加入PS变为SNA，会计制度的面向国际惯例的转变，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出台，等等，都来得比较顺利。但是，曾几何时，对于私营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引进外资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等等，掀起过不只一次的争论浪潮，其结果是延误了新的制度安排的时间。　　引进和移植过来的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并最终获得一个本土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本土化过程中力图实现制度创新。制度的移植

7、与植物移植不可同日而语，但都有一个“水土”的环境问题；与生物器官的移植也不一样，但也都有一个与相关部分的排斥一相融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引进和移植制度类似一个植物嫁接上的“基因工程”。本土的特色像个基因，使得引进的制度发生某种变异而生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引进制度的本土化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操作上的原因，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嫁接，尤其是作为工具理性的制度在本土条件上的安装和运作，如知识产权制度、市场竞争制度以及我国将要实施的WTO规则。另一种情况则比较复杂，引进的制度发生较大变异，但制度的形式

8、是保留下来了。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视为西方股份制的简单移植，它是西方股份制的中国版，无论是股本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还是“外围”的股票市场，都具有“中国特色”。在这里，股份制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迥然异于西方的产权制度和股票交易制度。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正是本土化（中国化）的结果和形式，而另一种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或者说中国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不合格”，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