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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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研究”往何处去？作为天津科学院出版社"先锋学术论丛"之一的《研究》，在新年之初推出了它的第三辑，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便引起了学术界以及传媒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多方面的好评。日前，该丛书编委会成员以及部分在京著名学者齐聚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会议室，就如何进一步办好《文化研究》以及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与对话。座谈会由史建、金元浦、陶东风主持，王宁、陈晓明、王逢振、罗纲、曹卫东、周小仪、汪民安、詹杭伦、廉静、齐大任等在京学者与会。在中国，文化研究可以说正是方兴未艾。就目前学界

2、的反映来看，显然它已从不公正的漠视、疑虑、指责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真正走向本土理论学派的主体性与性的诉求。毋庸讳言，文化研究的发源地是西方，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觅到了其理论的奠基石之后的半个世纪，文化研究真可谓席卷全球，影响斐然。文化研究自其诞生之日始，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对象、方法都体现了极强的多元性，但它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的学术品格，并由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而获得了其生命之源。作为对于西方上个世纪初开始的研究的学转向的一种理论反拨，文化研究之命意无非是从语言牢

3、笼这一自设的学术阀限中突围，它超越了文艺自身的视野，视文艺为文化实践之一种，并与人类当下生活及文化消费相关联。一直反思自身理论停滞不前，致力于理论主体性建设的中国文艺学正是由此选择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理论创生点，对阐释中国现实充满焦虑感的中人也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当前，文化转型大背景下的中国学界也面临着一个学术转型的问题，即思想和知识范式的转型。在文艺学界，文化研究的大行其道其实正是自觉地承担了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中介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直面文化研究的冲击已经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文艺学主体性、现代性建设

4、的学人的首要问题。文化研究将走向何方？前景是黯淡还是辉煌？这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必须为自己乃至学界先行解答的问题。《文化研究》的编委们的讨论显然说正是对此问题的最好回答。从大学、传媒、乃至出版界反馈回来的信息说明，文化研究在国内走向深入已是不争的事实。与会者就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未来走向可以说达成了某种理论共识，即必须强调原创性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生活的个案研究，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野之下，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并指出，更为迫切、重要的是，文化研究为了自身理论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在培养新的学术队

5、伍上要做细致耐心的工作。《文化研究》主编之一的金元浦首先发言，他简单回顾、了自创刊以来的经验，并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品格作了概括，将本次座谈会的主旨归纳为两个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办好《文化研究》这份刊物？作为一种处于整合状态中的新的学科，"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如何？他认为当代社会科学与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转向"，一整套新问题伴随着旧问题的消隐而凸显出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绝非简单的理论挪用，而正是基于本土的文化等转向的内在要求。新问题的发现需要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支持，文化研究的"当下性"与"批判性

6、"品格使它有能力来承担阐释中国的重任。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的形而上的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的学理梳理。尤其需要重视对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个案分析，对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现象进行观察与批判性解读，正是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之一。中国的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而非故弄玄虚地大搞理论的花架子。陶东风接着作了补充发言，强调办刊初衷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回应，也是对新的学术研究范型转换的探索。他认为刊物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扣紧社会生活，关注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关怀、批判现实。这也

7、是刊物强大生命力之所在。而宏观理论与微观案例研究的结合，应当成为《文化研究》继续抓好的特色。应继续加强学术规范的追求，鼓励稿件的独创性研究。他指出，关注中国现实，而非简单介绍国外的理论和学术，是中国学者独创性的源泉。冷战之后的全球化的发展凸显了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在更加广阔的世界文化结构之中才能够还其本来面目。世界上没有任何中性的学术与文艺观念，观念背后隐藏的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霸权关系。因此，中国学者的立场问题是关键之所在。接着有学者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作了理论概括，王宁与

8、陈晓明的发言相得益彰，分别从国际背景与本土化的角度作了总结。王宁认为当前对文化研究的状况进行理论概括非常必要。文化研究已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中国的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引进阶段，主要是1993至1995年，属于概念引进时期；其二是树立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的阶段。中华文化圈的文化研究有三个组成部分：以东亚文化研究为旗号、香港以岭南大学、香港大学为中心，注重个案研究；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