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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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辨析——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我国侦查立法及实务改革，是在刑事犯罪高发及法治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展开的。由此决定，在当前和今后1个时期，我国侦查工作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也是双重的：1方面，为应对刑事犯罪高发态势，侦查机关必须大力提高侦查能力；另1方面，随着依法治国推进、公民权利意识提升，推进侦查法治化已刻不容缓。可以说，提高侦查能力与推进侦查法治，已是21世纪我国侦查工作的两大主题。　　随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临近，有关侦查程序改革的讨论日趋热烈。从立场及观点看，兼顾两大主题、维持打击犯

2、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总体上是1种共识。但在具体观点上，分歧仍是明显的：理论界更多关注侦查程序的正当性，呼吁大力推进侦查法治化；实务部门则更多强调现实国情，认为侦查法治的推进应以侦查能力的提高为前提。　　因而，如何认识和处理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的关系，就成为当前侦查程序改革，乃至整个刑事司法改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1个问题。下面，笔者就此谈3点意见：　　1、1定水平的侦查能力，是推进侦查法治的前提条件　　1国治安大局基本稳定，是实行法治的前提条件。所谓“乱国无法治”、“紧急状态无法律”，在1个犯罪猖獗、治安混

3、乱、公民缺乏安全感的国度，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法治。侦查法治乃至整个刑事法治，都是以国家能够理性、从容地应付刑事犯罪为前提的。而决定这1点的，有两大因素：1是犯罪形势，2是侦查能力。如果1国犯罪形势较为和缓，或者犯罪形势虽然严峻、但侦查能力却10分卓越，都能有效维持治安大局的稳定。因为，“同犯罪进行斗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决定于是否善于进行侦查工作”i.　　在我国，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转型期，可以预料，刑事犯罪的高发势头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此背景下，要有效维持治安大局的稳定，就必须保持1定水平的侦查能力。

4、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案总数徘徊在450万起上下，破案数在200万起左右，扣除立案不实因素，破案率约在30%.这几个数字，对我国社会治安大局影响甚大。未来1个时期，如果发案数仍然居高不下或仍有增长，则公安机关的破案率、破案数也必须同步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才能确保治安大局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侦查工作的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我国目前较高的侦查能力，实际上是靠国家对侦查权的过度投入来维持的。而侦查法治化的推进，必然会带来对侦查权的某些限制与剥夺，如：引入司法审查，将强制侦查

5、的裁决权交由中立的司法机关行使；扩大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确立沉默权、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会见交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行羁押部门与侦查机关分离等。　　很显然，这些制度和规则，会在1定程度上削弱侦查机关的实际侦查能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其他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水平和刑事案件的破案成本成正比，与刑事案件的破案率成反比。随着下1部刑事诉讼法典中1系列新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实施，在人权保障得到强化的同

6、时，必然带来破案成本的上升和破案率的下降。”ii　　固然，这是实行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完全可以通过推广应用科技手段、转换侦查取证模式、完善侦查工作机制和提高侦查队伍素质等方面加以弥补。但亦应看到，这些弥补措施的跟进，同样受到现有资源和客观条件的制约，绝非可以1蹴而就。因而，如果侦查法治化步子过大，而侦查能力严重滞后，就会导致破案率、破案数急剧下降，犯罪形势恶化。在此情形下，“政府、公众和舆论会向警方施加极大的压力，警方就会在压力逼迫之下，置法律于不顾，转而通过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1些方

7、法提高侦查效率，而这种侵权行为通常会在1定程度上得到政府、公众和舆论的默许甚至暗示与纵容。”iii由此，再好的立法也无从贯彻落实，侦查法治终成泡影。　　因而，1定水平的侦查能力，是推进侦查法治的前提条件。侦查法治化的进度，必须顾及1国现有的侦查能力水平，及未来1定时期侦查能力水平可能提升的空间及速度，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进。　　2、侦查法治的进步，往往是提升侦查能力的重要推动力量　　考察侦查史，可以看到，有两股力量在不断推动各国侦查能力提升：1是科技，2是法治。19世纪末，近代侦查学得以诞生，其背景有2：1

8、为西方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被广泛运用于侦查实践;2为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了新型的刑事诉讼制度和法治原则。iv20世纪中后期以来，“2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相继制定了1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形成了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由此开启了绵延至今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与此同步，第3次技术革命兴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现代科学方法相继进入侦查领域，各国侦查能力再次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