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研究理论方法及困境化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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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行政学研究理论方法及困境化解论文（共6篇）　　第1篇：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　　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公共行政学只有作出富有建设性的贡献，才能突显其独特的价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一种逻辑自洽、富于启发的行政学理论作为指导。纵观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一种可怕的身分危机中。对迄今尚处于危机中的公共行政学来说，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公共行政学如何才能对我们的社会有所裨益？本文将对公共行政学的反思与批判置于西方主导的历史意识的背景下，力图揭示公共行政思想发展中民主与效率二元演进、相互争斗的逻辑困境，以期

2、为化解这一危机提供一种思想史的解读视角。　　一、现代性的悖论：公共行政学的叙事背景　　公共行政的发展是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恢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探讨，“因为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公共行政的大多数讨论都未能顾及所涉问题的历史背景。，总是在一些貌似新潮和时髦的话题中跳来跳去，从而使得公共行政学一再地面临可怕的身分危机。因此，要更好地考察公共行政，必须首先了解公共行政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就其背景而言，“公共行政的规范化观念和思想是植根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现代性世界的”，或者说，“

3、公共行政得以实践、研究和传授的整体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现代性。”。作为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主导的历史意识与心灵模式，“现代性”(Modernity)可以概括为一种关于人类主体和人类力量的话语体系，它以“理性”为核心，坚信科学和技术会将人类从自然和社会对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为人类描绘了一幅有关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性蓝图。　　作为现代性的发端，西方启蒙运动最初是以人的自由与解放为己任的。在漫长的中世纪，世俗的、真实的人性堕入永恒的忏悔与赎罪中不能自拔，卑贱的人不过是神圣上帝的婢女。人性愈遭贬抑，它就愈表明自身的丰富与真实。漫长的黑夜过后，“人的发现”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旋律。

4、人文主义的先驱高扬人性的旗帜，热情地讴歌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人如何才能从匍匐在上帝脚下的状态中站立起来？启蒙时代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给出的答案是：“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确定性使得人们渴望通过科学的研究得到具体实在的东西，希望让物、甚至让人自身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运作。科学知识不可抗拒的功利性表现出对进步的信念，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在科学知识的支撑下，人类的自信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许多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都已经成为技术的事实。因而，现代性从一开始，就被罩上了一层光辉灿烂的面纱，它被知觉为一个从黑暗中挣脱出来的觉醒与启蒙的时代。而伴随着工业化所

5、取得的史无前例的物质繁荣，现代性被大大推进了一步。　　启蒙运动的初衷是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但如果其赖以借力的技术理性超越科学和技术本身成为一种规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工具便常常被误读为目的本身，而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等目的性价值则荡然无存。汉娜·阿伦特对此作了有力的批判：“人类生存(目前的实际境况)依赖的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梦想，也不是哲学家的理性思考，甚至也不是政治运动——至少不是基本地依靠这些，而几乎完全依赖了西方世界的技术发展。”哈贝马斯则精辟地指出，技术理性并不等同于科学本身，亦不等同于技术的有形产品，它超越科学和技术本身而显出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

6、也是一种规范的意识形态。作为生产力，它们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因为它深信科学技术能将我们从自然和社会对我们发展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一旦成为一种规范的意识形态，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技术理性”自身的目的性突显出来，即不再仅仅作为实现某一目的的工具时，它就当仁不让地占据了“上帝”的席位，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对错的唯一裁判者。整个世界几乎变成“机器所操控的世界”，人类社会也因此而全面技术化。不幸的是，刚从宗教神学枷锁下挣脱出来的人，又重新陷入了新的牢笼。从高扬人的自由与解放出发，现代西方社会走向了一条再次压抑人性的道路。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牢笼上打

7、着“技术理性至上”的印记。有着自识意识(self-ainistrativestate)之前，其国民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国家主义的政治传统中，他们普遍认为国家不仅是邪恶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强烈的反国家主义使得美国缺乏对公共行政及其制度与实践的需要，其公共行政活动差不多全凭口述和传统进行，没有多少成文的东西，自然也不成其为一种理论。　　1829年，为了适应美国社会反国家主义的政治传统，打破自华盛顿时期以来上流社会精英垄断政府管理的局面，更好地“培育公共机构的民主体制”，时任美国总统杰克逊对“政党分肥”进行了制度化。这是一种以党